日本關西美術競賣會已于4月中旬在大阪威斯汀酒店圓滿落幕。本次拍賣是關西美術競賣創社三周年春拍，共推出書畫、瓷雜等七大專場，1547件拍品的總成交額為25.3億日元（約1.5億元），成交率為85.71%，為關西美術競賣上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張榮（西美術競賣的董事、瓷雜部負責人）是日本古董界的資深專家，然而他曾經的身份卻是一位醫生，對古董藝術品的熱愛則是受他的老師——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兒子許竹樓的影響，于是在從醫過程中，他一直堅持收藏。來到日本后，張榮看到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古陶瓷，尤其是那些宋元以前的古董精美至極，最終他便決定棄醫從藝。從醫生到古董商再到拍賣行的經營者，張榮認為身份的轉變并沒有什么特殊原因，是隨著收藏積累到一定量以后，水到渠成的角色轉換。本期“拍賣人物”就通過這位在日本從事藝術品拍賣的中國古董商的經歷，來了解當下日本的藝術品市場。

當下并非日本拍賣市場的最好階段

因為文化藝術很早在日本就受到高度重視，所以其市場也獲得了較早發展。張榮告訴記者：“日本在有拍賣會之前，古董商長期掌握了整個藝術市場的話語權。這里本土的古董商體系發育成熟且根基深厚，幾乎不會受到市場環境的影響，‘護己排外’成為一大特色，參與交流的群體非常小眾，采取會員制，并不公開，幾乎都是畫廊從業者和古董商人。這使得最先試圖進入日本市場的佳士得在日本遭遇到當地古董商會的強烈排擠，在堅持了10余年后最終放棄日本，轉戰我國香港地區。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中國買家在世界各地搜羅中國藝術品，日本才逐步開啟拍賣市場。”在全球藝術市場扮演舉足輕重地位的日本古董商、大收藏家比比皆是，古董拍賣市場卻發育得非常遲緩。較早的株式會社東京中央拍賣今年剛滿6年，關西美術競賣也不過發展3年。

盡管日本藝術市場打破傳統、進行公開拍賣，但依然相對封閉，很多信息外界還是難以知曉，當然這也使其成為今天撿漏的寶地。相較我國內地和港臺地區市場，日本拍賣市場的興起有其特殊之處。張榮認為，雖然現在大的市場環境并不理想，但是日本的拍賣市場還是有其優勢：價位較低、假貨較少。日本藏家開始收藏得早，當年買入的價格低，故要求的底價不高，拍品也較真實，“熟貨”不多。當今日本幾家較為活躍的經營古董書畫的拍賣行，大多是由在日本的華人古董商轉行而來。

張榮說：“目前，中國內地藏家去日本淘貨者居多，也有少量的日本本土、美國和我國港臺地區的買家。但是，中國內地藏家的不穩定性比較大，他們來日本并不方便，不僅需要簽證，還要為行程提前一個月做準備。而中國港臺地區和美國的藏家則相對穩定，即使無法親自到場，也會委托他人趕去。現在，日本的拍賣市場并不處于最好的階段，從征集情況來看，現有幾家日本拍行并沒有征集到最上乘的拍品，大多以中低端為主，精品古董沉淀在各個藏家手中，偶爾能在市場中見到。因為大多是‘生意貨’，所以估價便宜，吸引來的多是商人，加之商人流通性很大，難以形成固定客戶，故而大多數拍品會在理性價格范圍內成交。其次，日本拍賣公司不僅以大量來自本土的生意貨為主，而且還伴有不少‘新出口’的中國藝術品，這也給一些客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此外，當下出現了太多小型拍賣公司，拍品質量參差不齊、真假混雜，對日本拍賣市場造成了很大影響。現在在日本進行拍賣成本費用很高，拍賣旺季時房租上漲劇烈，稅金高昂，高達利潤的30%至40%。”

張榮坦言，在日本征集作品難度不低。“和中國藏家不同，日本藏家大多惜售，一般情況下一次不會送拍多件標的。此外，日本查稅相對嚴格，而在中國香港則省卻了很多麻煩事，上乘藝術品的擁有者肯定愿意將標的放在香港拍賣。同時，國際拍賣巨頭蘇富比、佳士得，中國拍賣公司如中國嘉德、北京保利、中貿圣佳都到日本市場分一杯羹，日本本土的拍賣市場自然受到一定影響。尤其是蘇富比和佳士得給日本拍賣市場帶來很大影響，很多日本藏家當年也是在這兩家拍賣行購得藏品，這類具有多年傳承歷史的拍賣公司是我們所無法企及的，而我們的優勢在于可以更有層次地發掘日本本土市場，我們身在其中，可以敏銳地捕捉到日本市場的變化。坦白來講，大多數拍賣行難以真正進入日本藏家系統內，需要相當的誠意和人脈。一般情況下，日本藏家并不是出于個人意志將藏品送拍，而是拍賣公司希望他們出售，這些藏家大多是看在‘面子’上才肯拿出自己的藏品，在這種情況下標的自然優劣摻雜。”

發揮本土市場優勢：以高古瓷為主線

自隋唐以來，日本一直崇尚中國文化，并大量輸入各種藝術品，到今天留下了相當一批珍寶。張榮告訴記者：“日本現存的中國藝術品主要是通過3種渠道進入日本。首先是正常的民間貿易，這種貿易古而有之，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由于對唐文化的崇敬，在當時就形成了財閥、學者和個人對中國藝術品進行收藏的風氣，并一代代延續至今，形成了龐大的收藏體制；其次，是在清末民初及‘二戰’期間，由于列強的入侵，大量文物流失日本；最晚的一批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盜墓成風，一些文物經過某些途徑進入香港地區，再轉運到日本，但此時到日本的文物基本屬于普通貨，多為唐三彩、碎瓷和青銅器等。日本完整保存了中國很多的文化傳統和頂級藝術品，如在宮內廳正倉院北院收藏的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在東京靜嘉堂文庫收藏的曜變天目茶碗。而在這些文化的濫觴之地——中國本土卻不受重視。”

挖掘日本潛在市場

在近年來的拍賣市場中，日本美術館的舊藏受到藏家廣泛追捧。“日本有鄰館、根津美術館、出光美術館等機構的藏品，已經成為藝術品市場的一大招牌。可以看出，日本很多收藏機構背后有企業在支持，形成百年企業文化。”張榮認為，日本和中國拍賣公司的經營理念不同，他們并不一味將拍賣公司經營規模擴大，更多是結合自身能力要求和日本本土市場的特點進行發展。關西美術競賣瓷雜板塊形成了以高古瓷為主線，配合明清官窯、青銅器、茶道具、竹木牙雕的策略。張榮強調：“瓷雜板塊95%的標的征集自日本本土。中國藝術市場中有很多明清官窯的存量，如果將明清官窯從內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的拍場進行拍賣，在我看來就沒有任何意義。日本的拍賣市場有自己的特點，老窯燒制的瓷器、青銅器以及中國古代的茶道具、文房用品、鐵壺花器都有相當的數量，值得深度發掘。結合日本本土市場，今秋關西美術競賣瓷器雜板塊設有‘蘊韻留香——茶具、沉香、花器專場’‘佛緣吉金——造佛、銅鏡專場’‘夜間競賣（瓷雜）扶桑萃雅——上古至今精粹集專場’‘東瀛集芳——瓷雜、文房專場’4個專場，深度挖掘日本潛在藝術品的價值。”

張榮告訴記者：“日本將‘唐物’作為最崇高的收藏品，甚至在明末時進行了定制燒制。在老一代的收藏家眼中，明清官窯屬于工藝品范疇，在日本并不常見，反而高古瓷的存世量很大。從工藝角度來看，雖然明清官窯超過了高古瓷，但是高古瓷以色澤取勝，有種獨特的美和樸素的理念。日本對高估瓷有特殊的情懷，他們偏愛高古瓷與其民族性格有關，明清官窯繁瑣、熱鬧，而日本更喜歡簡潔、樸素的高古瓷，特別是宋瓷。”張榮認為，在藝術市場中，明清官窯的價位已經達到了一定高度，而高古瓷收藏則性價比很高，他以拍賣公司的視角向記者舉例：“如果以5000萬元進行征集整組收藏，僅可以征集到少量的明清官窯，并且質量不一定尚佳，而如果進行高古瓷收藏則會收獲頗豐。”

“茶道具在日本市場中也很受追捧。南宋末期，日本南浦昭明禪師來到中國浙江省余杭縣的徑山寺拜虛堂禪師為師，學習了該寺院的茶宴儀程，并將徑山茶宴儀式帶回日本，而后發展出日本盛行至今的茶道。他們對中國古董的喜愛就和茶道一樣，甚至相輔相成，從而促成了茶道具市場的發展，他們喜歡將青瓷瓶插上茶花、做成茶碗。此外，日本有很多品質尚佳的青銅器。清末民初，山中定次郎曾以34萬大洋的價格買下恭王府除書畫以外的青銅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鐘等收藏。此次秋拍，我們征集到一件西周的青銅鼎‘事戎鼎’，原吳大征收藏，也有過著錄，鼎蓋是明治十一年五月瑞松山人制，可以說來源有序，相當珍貴。”張榮說。

從坂本五郎到南宋官窯

坂本五郎無疑是今秋的熱點人物，這位日本著名的古董商曾對全球藝術市場以及日本古董圈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8月15日，他的辭世讓業界為之惋惜，今秋他生前在紐約蘇富比組織的最后一場拍賣會也備受關注。關西美術競賣今年秋拍推出一件“南宋官窯六方八卦鼓釘紋簋爐”，這件器物和剛離世的坂本五郎淵源頗深。張榮告訴記者：“坂本五郎在東京創立最重要的古董商協會——東京俱樂部桃李會。該商會為會員制，若不是在日本古董圈有很強的人脈很難加入。該南宋官器最初便是在桃李會浮現身世的，當時，包括坂本五郎在內的諸多日本古董界大佬都想將其收為己有，最終為日本知名藏家岡野家所藏。”

浙江省收藏協會會長，南宋修內司官窯、明代處州龍泉官窯窯址發現者華雨農為此爐撰文：“此爐的造型端莊大氣，透出皇家氣韻。在英國大維德基金會也收藏一件與此造型一致的南宋官窯爐，作為重量級展品一直陳列在大英博物館的展廳里。可以說，大維德藏品與此件拍品同出名門，都是南宋官窯產品，作為皇族貴胄祭祀的禮器，堪稱‘國之重器’，留傳至今實屬難得，彌足珍貴。”

張榮向記者介紹：“此件‘南宋官窯六方八卦鼓釘紋簋爐’長18厘米，寬12厘米，高9厘米。成六邊形，6條邊足微外撇，口沿也成六邊，向外成平唇，口沿兩長唇下與足部兩長邊上側上下對應各3枚鼓釘，4個短邊上下對應各兩枚鼓釘。爐身中間，主題紋飾為八卦紋，爐的最寬之處，對稱各安一龍耳，一耳已殘缺，應是清宮造辦處用銀耳做了修補。底部留有6枚支釘痕，現黑色胎骨，說明是采用支具支燒。爐內也留有6枚支釘痕，現黑色胎骨，應該是為了節約空間而套燒了一件小器物，這是南宋官窯常見的現象，在爐與花盆上采用此法，因香灰與泥土遮蓋后并不影響其美觀。釉呈粉青略帶灰，釉汁肥厚，釉面溫潤，隱約可見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開片，紋理自然，疏密有致，近足處有縮釉斑塊，這是南宋官窯常見的特有現象。”（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