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物保護來說，當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真正激活一系列的文物保護法律法規，真正讓法律成為文物保護的最有力撐腰者。而要實現這一點，當前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補齊。

打著“總理童年仿古街區”名義的商業項目，卻拆除了原本已存在上百年的多座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古老民居，如此荒誕離奇的事情，貌似只有在文學作品中才會出現?？扇缃瘢驼嬲媲星械匕l生在了周恩來總理的故鄉江蘇淮安。目前，這起“破壞不可移動文物”案件，已被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并將于近日開庭。

7年前，淮安市文物局將位于周恩來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地區的八處建筑，列入不可移動文物名單。彼時當地媒體這樣闡釋這些文物建筑的價值：它們是此次我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的精品，也是我市城市發展、文化演變的歷史見證。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7年后，當這八處不可移動文物只剩下兩處，人們再回憶起這段保護歷史，不禁讓人有黑色幽默之感。

然而，荒誕歸荒誕，將原汁原味的文物建筑拆除，為仿古街區的商業項目騰出空間，這種典型的“破壞性保護”做法，在現實中卻并不少見。最讓人遺憾之處在于，這些被拆除的建筑，并非指那些疏于管理、尚未被列入文物保護范疇內的古跡，而是已被納入文物保護清單，乃至在拆除時，“不可移動文物”的號牌仍赫然在墻的建筑。換言之，當地有關部門對之進行拆除，并非出于無意識，而是帶有鮮明的“拆舊立新”目的，甚至可以說就是一種故意破壞。

文物是該保護還是拆除，在號召“全力以赴打贏這場房屋征收攻堅戰”的當地政府眼中，全在一念之間。而其衡量的標準，也往往是眼前的經濟利益與政績需要。至于文物本身的歷史文化價值和保護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可能觸及的法律底線，似乎都被拋在腦后。此事件中，在得知文物被拆除一事后，淮安市文物局就曾向當地房屋征收指揮部發出《告知書》，要求不得擅自拆除保護文物，但直到被告上法庭，當地有關部門仍未對此事采取調查處理措施。這樣一種局面，已然再次佐證了當前文物保護所面臨的尷尬，即在行政權力和地方政府壓力面前，文物保護力量處于弱勢地位。

稍稍讓人欣慰的是，目前環保組織中國綠發會已就該案向法院提起文物公益訴訟，并獲得立案。雖然案件的最終結果還有待法院的審理判決，但通過公益訴訟的方式，將文物破壞的責任追究導向法治的軌道，顯然值得期待，也為類似的事件處理樹立了榜樣。近年來，文物破壞事件時有發生，但即便經輿論曝光后，在追責上也往往陷入“高舉輕放”的窠臼，更是鮮有地方政府被追責。如此一來，既令文物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難以真正得到執行，也帶來了惡劣的“破窗效應”。

因此，對于文物保護來說，當前最迫切的，就是要真正激活一系列的文物保護法律法規，真正讓法律為文物保護撐腰。而要實現這一點，當前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補齊。如降低文物公益訴訟的門檻，支持和鼓勵環境與文物保護組織的壯大，提升社會力量的監督意識與能力。當然，實現文物保護的法治化，不僅僅是說在破壞和侵權行為發生后，要進行法律上的追責，法律的震懾與保護作用，更應體現在破壞行為發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