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潤格,為了引古論今,人們常以鄭板橋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書的自定書畫“潤格”為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心中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帳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三尺價三千;任渠 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這是鄭板橋應拙公和尚所屬而書,用以謝客。他的潤格包括了尺幅、形式、價格以及潤筆必須付白銀這幾方面的內容。但是到了民國時期, 書畫家訂立潤格不僅較前代更為普遍,許多畫家的潤格還屢屢出現在當時的報刊上,從一個層面上反映了民國時期的藝術進入商品市場的狀況, 而潤格的內容也更加具體詳盡。包括尺幅、形式(立軸、屏條、羅漢條、橫披、扇面、冊頁、手卷等)、題材(山水、花鳥、人物、仕女、佛仙 神、牛馬等)、畫法(寫意、工夾寫、工細;青綠、水墨、仿古、隨興)、價格、折扣、收件地址等。一般在潤格正文之后還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以1935年賀天健所訂的潤格為例,他在潤格正文之后還加上“如欲補唐人法之點葉柳每株須另加潤十元;青綠加倍;金箋加倍;長題每件加十元;點景、簡易加半倍;繁重與艱難者加二倍”(當時其畫工細山水價貴,四尺整紙每尺三十元)。另外通常還注明“先潤后墨(筆)”或 “潤筆(潤資、筆資)先惠”,以及“紙劣及立索者不應”。

潤格的訂立一般有自訂和他人代訂兩種。民國時期代訂潤格者大都是當時的名人,如:孫科(1891—1973)、蔡元培 (1868—1940)、于右任(1879—1964)、陳樹人(1884—1948)等;鄭曼青、黃賓虹、趙叔儒、戴云起等;也有好友,如鄧實代、黃賓虹;還有弟子代老師者。這之中請名人代訂潤格既有捧場又有抬高身價的意思,如“李綺石山水篆刻直例”,不僅具有一般的潤格內容,而且在正文之前還有一段介紹藝術特點和成就的文字,最末更羅列了許多介紹、代訂潤格的名人,有于右任、經亨頤、王震、張聿光、馬企周、賀天健、蔡元培、陳樹人、江小鶼、馬公愚、錢瘦鐵、汪亞塵。

潤格自訂出后往往經過一段時間畫家會根據市場的情況重新進行修訂,如馬企周到1933年時潤格已經是第七次重訂。但也有一些畫家則比較隨便,如黃賓虹就認為“書畫雅事,可贈可索,興來揮灑,工拙不計”,因此黃賓虹自1924年訂立新例后,直到1935年仍沿用此例 ,其間歷經了十二年。

遵守潤格也是畫家的一種美德。俞劍華先生曾在《畫家軼事》中記他的老師陳師曾為潘馨航畫十六開冊頁,當時陳氏的潤格每頁只一金,潘氏以為太廉而致二十,陳氏不受,說:“吾畫之價值雖不止此數,但潤例既定,雖一文也不能多取”。(載《國畫月刊》第一卷第九、十期)。

民國時期的畫家潤格沒有今日偌大的懸殊,以黃賓虹1924至1935年間的潤格為例:四尺六十元;五尺八十元;六尺一百元;卷冊、 扇頁每頁二十元;雙款設色加倍;花卉篆書減半。而如果以同時期刊物上所載畫家潤格中的四尺山水堂幅而論,那么秦仲文(1896—1974)為十六元,俞劍華(1895—1978)為三十二元,戴云起為十六元,秦清曾為四十元,馬萬里為五十元,馬企周為四十八元,吳青霞為三十二元,張聿光(1885—1968)為十五元,陳子恒為十四元,熊松泉為二十六元,李綺石為十元,高尚之為十九元。

應該說這樣的畫價不要說對于當時的權貴,就是一般的知識階層和薪金階層也能承受得起,所以民國時期的書畫收藏幾乎是沿襲了清代的傳統,形成了以國內的政商要人和文人雅士為服務對象而建立起來的藝術市場。民國時期的政界書畫收藏家有:曾任教育總長、外交總長和代國務總理的汪大燮,財政次長汪向叔,徐世昌大總統的弟弟徐世章,司法總長的林長民,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等等,他們的薪金如果用來收藏幾張黃賓虹想不會有什么問題。但是現在大陸部長級官員的薪金如果購買一張普通的行畫可能也不夠,就更不用去想那天價的名畫了,而在五十年代一個大學教授的薪金似乎也可以買幾張齊白石。據有關資料記載南京的收藏家夏同浩就在那時以150元收藏了一張徐悲鴻的《飲馬圖》,用120元收藏了一張齊白石的《葡萄圖》,至于被稱為清初四大家之一王鑒的《仿黃子久筆意山水》也不過500元。到了“文革”期間那就更談不上書畫的收藏 ,對于普通人來說,屬于“四舊”之物的書畫,惟恐避之不及。可是也出了個大收藏家康生,只不過他的藏品不是買來的,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 從屬于國家的倉庫里調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