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廠是個大學堂

容庚于1922年北上求學，在北京學習、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這段時間是他學術研究的巔峰期，他研究金文和青銅器的代表作《金文編》和《商周彝 器通考》就是這段時間完成的。學術研究離不開史料，研究青銅器更離不開出土文物，容庚之所以能成為青銅器研究大家，故宮的藏品首居其功，1926年，容庚 被聘為故宮古物陳列所古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是鑒定委員中最年輕者，因為他精通金文，可以通過文字辨別古銅器的年代及其真偽。當時中國博物館尚未完備，公家 所藏僅故宮一家，除此之外，便是私人所藏和琉璃廠、隆福寺等處文物市場了。如果說故宮是文物的海洋，那么琉璃廠就是一所大學堂，是流動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容庚的個人收藏是從這里開始的，他的學術研究也由此進一步登堂入室。

容庚最早逛琉璃廠，以購買書籍為主，他當時是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不過一介寒士，如1925年1月1日容庚日記載：“飯后與三弟游市場，購得 舊抄本茅鹿門批本《韓文集選》殘本一冊，價銅元二十枚，羅復庵 行書聯一對，價四角。”1月26日又記：“逛琉璃廠，購《康南海戊戌遺筆》一冊。”

1928年4月28日，容庚在日記中寫道：“余向不入古玩鋪之門，以囊中羞澀，愛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正是這一天，他與范天祥、明義士逛琉 璃廠，在尊古齋購得一昜兒鼎（價五十元）、一三羊鏡、一得志璽、一宗婦簋。這是他購青銅器之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收藏從無到有，從簡到豐，他的《金文 編》由此得到充實，他也從此開始了編撰《商周彝器通考》的歷程。

熱衷收藏書畫作品

書籍、銅器之外，容庚最熱衷收藏的是書畫作品。

1926年9月，容庚與謝國楨、王振鐸拜訪張伯英，借得王羲之書帖，編輯成《二王墨影》付印，從此對與王羲之、王獻之有關的碑帖倍加留意。 1933年11月，容庚購寶書堂《蘭亭稿》，1938年9月10日，容庚日記載：“九時半至文奎堂，閱《蘭亭八十種》，佳甚。盡錄其題跋，即午飯亦未食 也，四時乃畢。還價千六百五十元，有允意。”第二天，“屬文奎堂送《蘭亭敘》至琉璃廠，同往請羅復廣審定。復廣極言其佳。”9月12日，他即付款1650 元與文奎堂，購下《蘭亭八十種》，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1939年，容庚據此編成《蘭亭集刻》，并作《八十三種蘭亭記》。1943年3月，他從書商倪玉 書處借得《蘭亭閣》一卷，馬上開始校、臨《二王帖》。正因為得益于這一批收藏和持久的研究，上世紀60年代，容庚才敢于在自己家中與康生就《蘭亭序》版本 問題據理力爭，毫不相讓。

抗戰爆發以后，容庚心緒煩悶，教學研究之外，常以筆墨為樂，寄情于書畫之中。1941年底太平洋戰 爭爆發，燕京大學被日軍占領，容庚重回上斜街東莞會館，此地與琉璃廠咫尺之遙，他常常留連于廠甸、隆福寺等地，這個時期購入的明清書畫難記其數，從日記中 可見一斑。以此為基礎，后來容庚寫成皇皇巨著《頌齋書畫小記》。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容庚開始購藏、研究叢帖，他說：“所居密邇琉璃廠，時至觀復齋、富華 閣、翠墨齋假叢帖觀之，并編錄其目，或選購一二。”1953年，容庚“復至北京，叢帖不為時尚，有用作爆竹原料者，收復百余種，如貧兒暴富矣。”容庚研究 叢帖成《叢帖目》，而其所藏前不久由廣州博物館編成《容庚藏帖》，共170種270余函。

梁鼎芬的風趣

1932年1月20日容庚日記：“購梁鼎芬手札一冊，價五元。” 容庚后來給這批尺牘編目時自注：“四十一紙與張香濤，十紙與端仲剛尤自風趣。”梁鼎芬（1859—1919），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散館授 編修。梁氏曾為張之洞幕賓，與張之洞函多為公務尺牘；梁氏與端方之弟端緒（仲綱）等人為詩友，致端緒函多談詩。上世紀50年代末，容庚應香港《大公報》副 刊藝林之邀，寫作了一系列有關書畫收藏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梁鼎芬的風趣》。

容庚此文開篇即說：“廣東每當易代之際，頗多慷慨奇節的人，表現南方之強，清末梁鼎芬也算是一個。”中法戰爭時，梁鼎芬彈劾李鴻章“六可殺”， 請明正典刑，被部議降五級調用。后經端方舉薦起用，官至湖北按察使，但光緒三十二年他入朝覲見時，又參劾奕劻、袁世凱貪污篡國。容庚說：“想他是強項嚴 肅，不易親近的人，哪知他卻極有風趣，謔而不虐。”梁鼎芬有一通致端緒手札，是關于作詩、賞詩的。關于作詩，他說：“病榻無聊，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觀 書，惟有作詩而已。詩亦作不好，惟有學白、陸體易成篇，心中亦好過。”又說：“病院每夜必呻吟，有二事：一瘡口痛楚，左邊手足不便，轉動皆痛，因此叫苦。 寬仆隨院伺候尚好，惟好睡，每叫不能醒。一枕上作詩不成，必要呻吟，往往哼之達旦。仆人不知，以為病也，起來招呼，吾喝之乃悟。”關于賞詩，他以詩被陳三 立激賞而自豪：“伯嚴來問病，盡以示之，自嫌滑易，必為渠大笑。乃伯嚴說，亦有恰到好處者。”“作詩甚多，昨夜始成一首，系簡伯嚴者。此公是大敵，眼睛又 識貨，不可隨意也。”此詩及信又轉與寶熙（寶二爺）、李孺（李大爺）、易順鼎（易小姐）看，易順鼎他稱易老五，為何稱“小姐”呢？“晦若謂其人如蕩姬佚 女，色藝冠時，可謂推許盡致矣。小姐好脂粉，故詩中有此氣，此語小姐聞之最樂也。”這就是梁鼎芬的風趣。

《容庚藏名人尺牘》中梁氏致端緒函第五函又謂：“現在胃尚好，日食兩頓，惟不敢食飽，日中畏寒，尚蓋棉被，觀書目力弱，怕談天，惟尚能作詩 耳。”梁鼎芬書法秀勁聯綿，別有逸致。其病榻數函為人代筆，惟談詩長函后一段為其自書：“二忠墳片見之流涕，思之流涕，悲痛之深，更有何言。一詩示五弟， 芬兄病床書。”

前人所藏澤被后世

在容庚繁多的收藏中，名人尺牘只能算一個副項，但其購藏也并不止于此番印行的《名人尺牘》。1925年4月1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購李文田手 札五頁，價五角。尚有張之洞、周錫恩、沈曾植諸人手札，未購也。” 李文田為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1859）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學問淵博，工書善畫，其手札自然受到容庚青睞，但《容庚藏名人尺牘》并未見李文田手札。容 庚在北京時與李文田之孫李棪過從甚密，南歸后又與李棪之弟李曲齋交往頻繁，他所藏李氏手札可能已經轉讓其后人。

1943年8月14日，容庚日記：“宋估送龔橙手札三十馀頁來，索價百元。”9月4日又記：“早游琉璃廠。下午訪張驥，得見武某文徵明《兩溪 圖》、釋弘仁《某寺圖》，皆甚佳。得龔橙尺牘，三十馀頁，價五十元。”龔橙字公襄，號孝拱，浙江仁和人，龔自珍長子，喜好收藏古籍，于藏書無所不窺，為人 放浪不羈，性格孤僻。龔橙與英國公使威妥瑪友善，傳聞庚子之變時，他主動為英法聯軍帶路焚燒圓明園，此事為世人所詬病。容庚原藏亦不見于《名人尺牘》，令 人遺憾，但愿龔橙這批手札仍存于世。

容庚收藏文物本欲作為研究之資，但由于客觀的原因，這批藏品在他生前并未能物盡其用。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藏品仍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來，作為文獻資料和藝術品澤被后世，這也正是《容庚藏名人尺牘》出版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