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消費者，也痛恨假冒偽劣商品，如果我們售假，甘愿受罰。但現在一些所謂的‘職業打假人’，實際就是‘職業索賠人’，他們并不是真打假，也不真消費商品，而主要靠摳一些標簽、標識的字眼來索賠，以營利為目的，擾亂市場秩序。”華潤萬家有限公司質量管理部資深總監江紅女士說。

五花八門的所謂“打假”讓零售企業防不勝防。前不久，中國連鎖經營協會聯合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等行業協會主辦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座談會，50多家大型商超和供應商負責人坦承，職業索賠人讓他們疲于應對。

零售企業代表認為，職業索賠人并非真正的消費者，他們并不使用商品，也沒有受到損失，他們知假買假的目的就是牟取暴利。目前，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罰不盡相同。如：有的分批次判罰，每批次商品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賠償，罰商品金額的3倍，有的同類商品按一次判罰，剩余退貨即可。標準不統一，讓商家一頭霧水。

國家工商總局前不久出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對職業打假人行為的重新定義引發社會關注。《征求意見稿》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但是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

這一規定受到業內人士的普遍關注。不少零售企業多次受到所謂“職業打假人”的困擾，他們認為，這個群體的準確定義應當是“職業索賠人”，而有些為了索賠而造假的打假行為已構成違法犯罪。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副秘書長楚東說，“我們收集了18家連鎖零售企業的數據，從2014年起，職業打假索賠案件數量不斷上升，已達2610件，其中2067件在走司法程序，索賠金額約2600萬元。有的企業每年僅這一項支出就達1000多萬元，同時也占用了有限的公共資源，食藥監局、國家工商總局等有關部門在處理這些問題上花費掉大量時間和精力”。

“最近，這種職業索賠事件特別多，我們超市一個門店一天就會遇到七八件。他們是個非常專業的團體，單件東西可能只有三四元錢，他們買20到30件，分20到30次單結賬，每批次索賠1000元，一天收入上萬元。”大潤發品控負責人潘秉緯說，“最讓我們頭疼的是他們并不是打假而是在造假！第一個人把過期食品帶入超市，第二個人去買，第三個人去索賠，再好的錄像設施也難抓到他們的把柄，很難防范。尤其是他們主要在商標、標簽的規范上摳字眼，讓企業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去應對”。

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質量安全部負責人孫文波說，北京物美在北京有大賣場、標超、便利店等業態，每年遭遇職業索賠案例約5000起。據他了解，在北京活躍的職業打假團體有100多個，最大的一個團體有100多人，他們分工合作，有專門研究標簽標識的，有專門研究法律法規的，從踩點、購買、談判到訴訟等有一條完整鏈條。“冷藏食品一般保質期在5至7天，我們在監控視頻里發現，他們把快到保質期的冷藏食品藏在紙尿褲等日用品貨堆里，過期后再結賬索賠。我們能拍到的只是很短一瞬間，有些商品的生產日期是他們涂改甚至偽造的，與我們的進貨單對不上”。

與會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時建中認為，不要簡單地給某一種人貼一個標簽，職業打假人并非法律術語，只是一個形象的表述。從一定程度上說，他們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提升了商品質量。我們痛恨的是“假的打假行為”，可以歸納出幾種情況，包括涂改偽造標識、把到期商品藏在日用品貨堆等，這些屬于違法行為，需加以打擊。

“有些人的索賠要求一旦被拒，就進行投訴舉報，要求政府監管部門介入，甚至以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政府信息公開等方式對監管部門施壓。”多年從事食品安全法律服務的北京尚左律師事務所主任毛偉旗表示，據他與食藥監部門的接觸來看，活躍在北京的職業索賠人有1500人左右，他們的海量投訴占用了監管人員大量時間和精力，某種意義上占用了本就緊張的行政資源。

“篡改生產日期、掉包過期產品，這本身已是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甚至構成犯罪。”毛偉旗表示，對于職業索賠者或者打假組織來說，雖然其打假客觀上有利于遏制制假售假，但考慮到其是有組織、經常化的活動，不符合消法中關于消費者的定義，故對其消費者身份不宜確定。企業如果遇到惡意索賠案件，要積極面對，妥善處理，一旦形成訴訟就要敢于應訴，打鐵還需自身硬，敢于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敢于和行政監管部門較真。這也是食品安全社會共治的應有之義。

楚東表示，職業索賠人與普通消費者區別有幾條，包括購買數量超常、購買行為連續發生；只買問題商品且購買頻次高；索賠時有脅迫性語言和行為；索賠額度不合理，與國家相關標準不匹配；有組織、有法律背景但未必有正當職業等。“我們支持打假，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和有故意欺詐的商業行為，但是反對以牟利為目的、非生活消費的索賠行為。”楚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