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的《藝術(shù)評論》，其特別報道《收藏大家龐萊臣后人與南京博物院糾紛案調(diào)查》，讀后讓人感慨良多。這是社會鼎革之際，文物書畫轉(zhuǎn)移的一個實例。和清朝開國后的南畫北渡一樣，歷史不斷在重演。類似的糾紛，雖然浮出水面的并不多，但水下暗流潛伏、波譎云詭的公私爭斗，遠非官話可以簡明扼要地說來。

今年以來，《文匯學人》和《上海書評》，陸續(xù)有人撰文紀念周叔弢、周一良父子。特別是羊城王貴枕《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箋注》的摘要發(fā)表，(《上海書評》2016年5月22日)披露1952年5月19日，周叔弢這天的信函很醒目。談其5月13日，參加過唐山啟新工廠“三反”批斗大會歸來，“從此我從鬼變成人矣。……我現(xiàn)決定將全部藏書(善本與普通本、外文書籍)捐獻政府，擬指定交北京圖也。”(“北京圖”一語，似有漏字)此信下面有兩個注釋，第二個尤其不可忽略，“弢翁日記1952年6月29日：‘鄭西諦(案鄭振鐸)來談捐書事。趙斐云(案趙萬里)以為是意外大事。’8月31日：‘張蔥玉、趙萬里、高希曾來取藏書。’”

這條注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細節(jié)。很顯然，聞訊周叔弢要捐出藏書，是鄭振鐸親自出馬到津門來，由此落實并加快了周的捐贈之舉。對此，不要說天津主政者黃敬怕有隱情，就連經(jīng)辦人趙萬里也深感意外，沒想到事情來得這么快。“重要善本書籍715種，2672冊。(點收)張珩、趙萬里。”在這里，鄭振鐸是一身正氣的黑面包公，張蔥玉和趙萬里乃王朝馬漢。

早在1950年，鄭振鐸于《一年來的文物工作》總結(jié)里說：“自解放以來，人民自動把私人收藏的圖書、文物捐獻給人民政府的一天天的多。”“在這一年里，捐獻的文物，重要的有劉肅曾捐獻的虢季子白盤，朱桂萃捐獻的岐陽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獻的能原镈，張子厚捐獻的漢石羊，張伯駒捐獻的宋人尺牘、董其昌畫卷，趙世邏捐獻的水利資料，傅忠謨捐獻的宋寫本洪范政鑒，百衲本資治文獻鑒和其他宋元明本，常熟瞿氏兄弟捐獻的宋元明刻本及鈔本，翁之熹捐獻的宋金刊本和明清抄校本書等，這些只是舉幾個例子而已。”(鄭爾康編，《鄭振鐸藝術(sh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另在1953年，鄭振鐸又以國家文物局長的身份，給人在上海的徐森玉致信，點名龐萊臣藏品中仇英的《江南春》，指示曰“非要不可”。黃裳當年，自稱是追星族，不僅單相思戀著“甜姐兒”黃宗英，也曾手持佳本，默默而恭敬地，直要大名家鄭振鐸親自簽名留念。但他暮年在斗氣文章里頻發(fā)脾氣，有一次竟然對曾經(jīng)仰慕的西諦先生“大吐槽”。始末緣由，大半因藏書的聚與散有關(guān)，內(nèi)幕可以觸類旁通。

蘇精撰著的《近代藏書三十家》，《周叔弢自莊嚴龕》和《鄭振鐸玄覽堂》雙雙并列在冊。之前的人物與現(xiàn)當代文化史研究，對鄭振鐸的評價，都是一路褒揚多多。可是，大人物亦如大樹，一日之際，隨著陽光的直射反襯變化，視覺也應該是多方面的。從來燕榭主人黃裳先生最后對西諦先生的抱怨，反思周叔弢倉促捐書，龐萊臣等一代藏家自己或家屬先后捐獻文物書畫的例子，現(xiàn)在我覺得，這里面其實還有再討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