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杜立明的身份是廣東東莞一家手機制造業流水線上的一名主板搬運工。而在一周前，他還是蘭州外語職業學院一名大三學生，新學期剛開始，他和數百名學生一道，被學校安排至惠州、昆山、南京等各地的電子工廠，開始了為期6個月的“頂崗實習”。（9月25日《北京青年報》）

近年來，職業院校實習亂象不斷進入公眾視線。實習生淪為 “廉價勞動力”，從事著和專業毫無關系的工作，身不由己地被捆綁在工業生產流水線上。這些“廉價實習生”就像是傳送帶上的齒輪，為保障大機器生產的高效運作，一刻也不敢怠慢停歇——如果逃離了“頂崗實習”，這些職校學生就會受到懲罰甚至拿不到畢業證。高昂的違規成本，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妥協與退讓。

在理想的圖景里，“頂崗實習”為職校學生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角色體驗的機會，有助于他們提前適應工作環境、提升勞動技能。然而，實習崗位并非為職校學生“量身定做”，而是將職校學生安排到一些學不到“真本領”的流水線崗位。名不副實的“頂崗實習”，折射出一些職業院校在學生實習一事上價值追求的迷失。

實習不僅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教學任務，也是學生尋找自我、發現自我的一個社會化歷程。職校學生不是不愿意實習，而是不愿意淪為“實習民工”。當實習質量不盡如人意、當職校學生對實習缺乏價值認同，那種忽略與漠視學生正當利益訴求的“頂崗實習”，不僅會損傷職校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也會影響公眾對職業教育的社會評價。

對于加工制造等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用工荒”已經成為一種尬尷的現實。一方面，人口紅利拐點凸顯、體力勞動者供不應求；另一方面，伴隨著經濟市場化與人口流動化，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愈演愈烈，勞動者的離職率提升。為了破解“用工荒”，一些企業與職業院校進行了社會交換和利益合謀，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

對于職業院校來說，“頂崗實習”既解決了學生的實習問題，也能讓學校獲得一筆收益，對于用工企業來說，“頂崗實習”不僅解決了“用工荒”，還能通過“同工不同酬”的方式對“實習民工”進行利益盤剝。雙方互惠互利、皆大歡喜的背后，是職校學生權利與尊嚴的被讓渡、被侵犯。

說到底，“頂崗實習”不能淪為職業院校自說自話的“獨角戲”。職校學生也是一種人力資源，不能對他們進行涸澤而漁。倘若職業院校都不尊重和愛護自己的學生，又遑論去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同？只有斬斷畸形的利益鏈條，維護職校學生的合法權益，才能終結“廉價實習生”的荒誕與滑稽。（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