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建議要求堅持“綠色發展”，并提出“發展綠色金融”，這不僅體現了對于經濟向綠色低碳可持續方向轉型的決心，也順應了世界落實《巴黎協議》目標的呼聲，推動實現氣候、環境方面的全球合作。

一段時間里，在發展綠色金融的意愿上，政府和市場還存在一些偏差。如今，我們不僅看到了政府的推動，也看到了市場力量的努力。比如興業銀行杭州分行水資源利用與保護領域融資余額達到265億元，已投入“五水共治”項目79個；互聯網金融機構螞蟻金服近日推出“螞蟻森林”項目，為旗下支付寶平臺4.5億用戶全面開通個人碳賬戶，發動個人參與減少碳排放。

但也應清醒地看到，要把“綠色金融”這盤大棋下好，我們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解決，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以法律形式把綠色金融制度確立下來。

我國綠色金融立法，以1995年人民銀行頒布的《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為開始，迄今已出臺多部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但從實踐情況看，仍存在立法層次低、責任歸屬不明確、操作性不強等缺陷。

由于我國尚未建立明確的綠色金融概念框架和統計意義上的詳細定義，導致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對綠色金融的狹隘理解，可能限制政策支持體系和市場實踐的發展。再如，概念之間也可能存在沖突。由于綠色金融涉及的節能減排項目多屬“兩高”行業，致使銀行開展綠色金融業務越多，在“兩高”行業的信貸規模增長就越快，出現政策激勵效果相互矛盾的現象。

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制度總體上停留在試點和政策層面，內容尚不完整，效能也難以充分發揮。要充分發揮綠色金融政策調控市場和保護環境的作用，就應當以法律的形式確立綠色金融制度，秉承“寓義于利”的理念，在投融資領域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并與其他相關的環境經濟法律相配套，最大限度發揮法律的規范和調控作用。

具體而言，在立法路徑上，可以采取綠色金融促進法和金融法“生態化”并行不悖的方式。一方面，由全國人大出臺綠色金融促進法，將現有綠色金融法規、政策轉化升級為法律；另一方面，在對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和保險法等進行修改時，加入綠色信貸、綠色證券和綠色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

在立法層級上，堅持中央立法為主導，同時鼓勵各省市自治區人大根據上位法的相關規定，因地制宜制定相關促進條例，更有針對性地指導、促進本地區綠色金融創新和環境保護。

在立法內容上，需要明確綠色金融的定義和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按照民事責任為主，刑事、行政責任為輔的原則，進一步明確銀行對所提供融資項目環境影響的法定審查義務，確立金融機構環境法律責任。同時，堅持限制性規范和鼓勵性規范并舉，既全面列舉激勵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利率政策、財稅政策、授信額度等，又明確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張承惠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