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國高校傳媒聯盟在來自全國的1937位大學生中發起投票，55.06％的大學生表示暑假基本“‘宅’在家刷手機度過”，67.19％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有手機依賴癥，其中認為自己“重度依賴，手機就像身體的一部分”的大學生占9.46％。（8月24日《中國青年報》）

手機依賴癥是種社會病，大學生群體自然也難以幸免。不過，超過五成的大學生在暑期無所事事，“宅在家刷手機”則證明依賴的嚴重性。手機只是消遣之物，偶爾刷刷用于打發時間也無可厚非，但若一個假期都基本用于玩手機，則表明大學生沒有做好假期規劃，沒有比玩手機更有意義的活動，處于極度無聊的狀態，自然就只能寄望于“手機度日”了。如此看來，手機依賴只是表面現象，對自己不負責任的放任，并把美好的時光交付給手機才是實質。

與“宅家刷手機”不同的，實習、兼職、備考、社會實踐或者旅游，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場景，收獲的也是迥然各異的成效。實習讓自己有了更多的職場體驗，社會實踐讓自己有了更多的社會經驗，備考可以讓自己有更高的層次，而旅游也可以達到“行萬里路”的效果，無論選擇那一種方式，都比“宅在家刷手機”更有意義。

大學生群體如此，中小學生的狀況也難言樂觀。“不知如何度假”已成為一種共象，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教育命題。某種意義講，“宅家度假”是一種習慣的延續，從小學到大學都一脈相承，并非大學生時期才形成如此狀態。《異類》一書提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社會學家卡爾·亞歷山大在對650名學生學習成績長期跟蹤發現，暑期長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期，利用得好的孩子往往比只看電視打發時間的孩子進步更快，因此暑期完全可以成為孩子們的“第三學期”。

然而從調查的樣本和實際情況來看，“第三學期”顯然被過度的荒廢了，學生要么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要么被家長所主導而參加大量的補習班，孩子無法根據自身的興趣去選擇度假方式，讓他們找到除上網、看電視或者補課之外，更有興趣的事，比如參加體育活動或者夏令營，或者聯合搞一次社會調查以及參與社會實踐，閱讀幾本書籍或者外出旅行等，即便是做假期工都比窩在家里更有價值。

反觀國外，絕大多數孩子都可以利用假期而做自己規劃中的事，在美國，大多數學生會選擇寒假來完成他們的義務服務工作。在法國，旅游是學生假期生活的一個重要項目。德國大學生假期的主要活動就是到國外去旅行，其經費很多是自己解決，靠平時打工攢錢。當然在國內，一些大學生度假方式也在悄然發生轉變，比如利用假期先做些兼職，自己掙一些錢后再去考察或者旅游，或者共同研究一個課題，到公司實習或者打暑假短工，既體驗到掙錢不易，又加速從學生向社會的角色轉變。不過，這些還僅是“小眾化”還不是“整體性”的表現。

大學生暑期刷手機皆因“無事可刷”，擺脫手機依賴則應讓他們的假期變得更有意義，從手機上將其解放出來。此既是一個社會命題，也是一個教育命題，唯有保持全面視野和采取綜合手段，才能避免舍本求末或本末倒置。（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