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上海內環的46畝地，起價46億，最后在18家開發商巨頭爭奪下，拍到110億。只有看著直播親身經歷這個過程，才能感受到一線城市地產業的失控和驚心動魄。這樣的地價，已基本和內地地產商曾高山仰止的香港地產業平起平坐了。

可是看看今天的香港，內地人對香港的羨慕早已不復存在。

今天的香港經濟困局有很多原因，但核心一點就是土地制度。香港為免稅港，只能靠土地來實現政府收入，偏偏政府控制的土地有限，且滿足于這種稀少，這樣才能賣出高價。于是只開發中心城區這點金貴地塊，郊區土地全都變成了郊野公園，開發不得，海洋也填不得，那會破壞海洋生物。

而經過幾十年演變，房地產市場早已寡頭化，市場無論漲跌，收割者都是地產大豪。然后他們紛紛借助地產暴利控制公共事業，進一步鞏固了壟斷地位，于是，香港變成了李家城。

現在，京滬深的平均房價都過了四萬，核心區域已豪宅化，動輒十萬以上的單價，走上了房價香港化道路。而且依舊地王不斷，上海樓面地價超過14萬的地王之王應該讓這個城市的管理者反思，這樣下去的后果是什么？

作為前車之鑒，香港值得很好探討。

首先，高昂的土地和租金導致整個城市的運營成本居高不下。曾經有活力的加工業、制造業、小型服務業，因為本小利薄無法持續，市場結構抬高了準入門檻，窒息了中小企業發展，經濟活力慢慢減弱。

其次，寡頭壟斷導致階層固化。年輕人只能給這些大老板打工，甚至中產階級也成為為銀行和地產商打工的房奴，巨額貸款要還，每天戰戰兢兢，無論創業還是開辟新路都很艱難。年輕人的夢想在高價擠壓中破滅，階層流動性停滯，社會活力大大降低。

最后，形成貧富分化影響民生。農民工的柜族生活，北漂一族的群租、合租、膠囊租、床位租，地下室或者城中村的蟻族，早成為一線城市的底層生活圖景，這樣的房價上漲，雖能逼退一部分人去二三線城市，但留下來的情況只能繼續惡化。

可以想見，未來一線城市高房價之后，難免如今日香港面臨之困局。當初我們的土地競價招拍掛制度、70年產權制度等路徑，無不參照香港而來，因此也有同樣的路徑依賴。

而香港存量土地目前基本都屬私人，規劃權歸行政當局和議會，形成掣肘；有土地的無規劃權，有規劃權的沒土地，行政左右不了規劃通過；議會有反對權卻無發起規劃權，有產議員控制新建住宅數量保護自己既得利益；嚴苛的環保程序，導致新填海計劃無望。到現在，即便是房地產專家出生的梁振英，施政近五年一屆，卻依然毫無辦法。

高房價雖然對解決大城市病，消減人口有一定作用，但整體而言，對一線城市本身的可持續發展會形成巨大障礙；且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貧富分化最不可容忍，決策層一再強調2020年完成全國扶貧計劃，但作為一線城市的京滬深更應帶頭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更好實現社會公平公正。

而這個前提就是憑借政府掌握的眾多資源，從長遠角度安排制度設計，擺脫香港化的房地產路徑，走出一條新路。（張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