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東省沂南縣檢察院偵查監督科的一名檢察官。剛子（化名）是我辦案十年來遇見的年齡最小、家庭情況最特殊的一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剛子犯罪時剛滿14周歲，初中一年級就輟學跑到沂蒙紅色影視基地拍電影。前不久，因為和小學同學有點矛盾，就叫上一幫哥兒們將那個同學打致重傷。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的生活比拍電影還刺激。”

案件移送批捕時，我在看守所見到了剛子：稚氣未脫、一臉的桀驁不馴，讓人心生憐憫又心生憤慨。好在他態度不錯，和對方有啥矛盾、怎么叫的人、怎么打的人，說得一清二楚，很有敢作敢當的英雄氣。但直覺告訴我，在他爽朗堅強的背后還隱藏著什么。

訊問過程中，他突然說：“阿姨，下次來的時候，讓我家里人來可以嗎？”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為剛子是未成年人，按照規定應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可是我通過辦案機關了解到，他家住在比較偏遠的一個山村，沒有電話。派出所工作人員去他家里也沒找到他的家人，因批捕時間比較緊，所以我就找了團縣委的工作人員作為合適成年人到場。訊問開始給他介紹情況的時候，他沒有提出異議，反而笑著說好，但訊問時卻提出下一次希望家人在場。

我決定對剛子家庭進行調查，發現其家庭情況非常特殊。他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姐姐和姥姥都智力低下，他們娘仨兒跟著他三叔過日子，整個家庭就剛子這一個正常的孩子。用他的話說：“就我一個精的，又精過了頭。”雖然這個孩子表面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可他畢竟只是一個14歲的孩子，渴望見到家人的那份心是掩飾不了的。在提審結束的時候，我和他約定：下次來，一定通知你的家人到場。

因為致人重傷，沒有賠償，案子最后還是批捕了。移送起訴時，為了完成和剛子的約定，我開始聯系他的家人。先是通過偵查機關辦案人員聯系，但每次都不湊巧，不是他三叔出了門，就是干活上了山。能否找到他的家人履行我對他的承諾，就變成了未知數。

為了保證剛子和家人能見上面，我想到了派駐檢察室，很快聯系了派駐檢察室的周主任，希望通過他們找到剛子的家人，并一再強調一定要保護他的隱私。周主任說：“放心吧，我親自去。”

提審那天，剛子的三叔和姑姑來到了看守所。按照規定，只能讓其三叔到場，可考慮到其家庭情況的特殊性，而且剛子的姑姑自小對他比較照顧，所以我決定給他們安排一次親情會見。

剛子見到他三叔和姑姑的那一刻，神情中充滿了驚喜。但突然他又佯裝不在乎，說“不用管我，我很好”之類的話。姑姑流下了淚，說：“剛子，你這樣怎么對得起天天念叨你的媽媽？你媽媽天天問你去了哪里，我們都不敢告訴她。你這樣怎么對得起我們全家對你的期望，怎么對得起被你打傷的那個孩子啊？如果是你被打傷你怎么想？檢察官費了那么多心思，容易嗎？你可得好好配合啊！”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交談，剛子終于卸下了堅強的偽裝，低下頭，流下了淚水，哽咽道：“阿姨，對不起，我錯了。我對不起人家，對不起我媽我叔我姑姑，我一定會改正自己的錯誤，爭取從寬處理，重新做人。”

就是這句話，我感覺和他的這個約定，值！很多人不明白，作為辦案人，只要履行好自己的法律職責，嚴格辦案、依法監督、指控犯罪就夠了，又何必做這些。但是作為一名未檢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們肩負的職責更多，因為教育感化涉罪未成年人，敦促他們認罪服法，悔過自新，早日回歸社會，才是最重要的。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不僅是走完法律程序那么簡單，雖然我們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如果能在一個細節上給當事人一點幫助、一點溫暖，或許能促使孩子真誠悔過，由此，他會開啟一個美好的未來。

（王慧　盧金增　胡金華 作者單位：山東省沂南縣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