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考察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時指出：“紅軍長征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決一死戰、克敵制勝，這些都是長征精神的內涵。”

正是偉大的長征精神，成就了偉大的軍隊，偉大的戰士，偉大的奇跡。也正是因為有長征精神，長征的故事壯懷激烈，可歌可泣，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構成當代中國最激蕩人心的集體回憶。

《飛奪瀘定橋》 油畫 上海大學美院創作組

《過草地》 油畫 上海大學美院創作組

《激戰臘子口》 油畫 上海大學美院創作組

堅定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

在艱苦的草地行軍中，從將軍到士兵，從老革命到紅小鬼，都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堅信革命必然勝利的精神，同各種艱難險阻作著頑強的斗爭。

紅三軍某連的炊事班共有9名戰士。進入草地后，為使全連同志有熱水喝、有熱水燙腳，炊事員輪流挑著那口沉重的銅鍋。一個炊事員倒在鍋旁，第二個炊事員含淚挑起鍋，繼續走下去。一個、一個……炊事班的同志都倒下了。

來自江西石城的小宣傳隊員鄭金煜，在剛開始草地行軍時，精神抖擻，不知疲倦，講故事，唱山歌，柴火揀重的背，工作揀難的做，但進入草地不久，他突然發高燒，病倒了。盡管團政委楊成武把馬讓給他騎，大家把干糧均給他吃，但他的病情還是惡化了。臨終前，他聲音微弱地說：“希望黨的路線勝利，勝利后，如果有可能，請告訴我家里，我是執行黨的路線，為了革命的勝利犧牲的！”

饑餓時時困擾著疲憊不堪的紅軍戰士，成為草地行軍中最大的威脅。進入草地前，各部隊雖然開展了籌糧工作，但在川西北貧瘠之地，很難籌到糧食，有的部隊甚至只籌到兩天的干糧。進入草地后，紅軍戰士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麥粒麥粉就成了救命糧。盡管紅軍戰士們視糧食如生命，盡量節省，但行程未過半，有的部隊即告斷糧。為維持生存，戰士們不得不在草地里尋找野菜來充饑，草根、樹皮、皮帶等可以吃的幾乎全部拿來做食物，甚至于燒點開水充饑。紅軍戰士們一面忍饑挨餓，一面還要艱難地在草地上跋涉，不少戰士走著走著，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來了。

衣衫襤褸的紅軍戰士們也時常受到天氣變化的侵襲。8月的草地，白天最高氣溫可達攝氏30度，一到夜間，氣溫驟降至零度左右。紅軍戰士們內無果腹之食，外無御寒之衣，饑寒交迫。到了宿營地，大家找一塊比較干的地方，背靠背地互相用體溫取暖。雖然饑寒交迫，但是戰士們有著必勝的信心和堅定的信念，有著樂觀的精神。每當夜晚來臨，到達宿營地后，大家總要點起篝火，驅趕行軍的疲勞和寒冷。有的唱歌，有的講故事，有的吟誦自己編的順口溜和詩歌，好像忘記了疲勞和饑寒。簇簇篝火，映紅夜空，映紅紅軍戰士興奮的臉龐。陣陣歌聲，流淌著戰斗的音符，沖破長夜，匯成一曲曲雄壯的大合唱，震撼著大家的心靈，激勵著大家的斗志。

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

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是紅軍長征偉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是紅軍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鑄成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

1934年7月，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接連失利，根據地形勢極其嚴峻。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組成先遣隊，于7月6日晚，從瑞金出發，經艱苦轉戰，11月同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

劉疇西、方志敏率領紅十軍團一路北上。蔣介石在贛東北設下層層埋伏，對紅十軍團形成層層包圍之勢，組成多路“搜剿”隊，縱橫穿插，把紅十軍團主力分割成數段。紅十軍團經過長途行軍，疲勞作戰，加上缺彈少糧，傷亡不斷增加。就是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仍然頑強戰斗，堅持與敵人斗爭，終因眾寡懸殊，大部分壯烈犧牲。軍團主要領導人劉疇西、方志敏先后被捕。方志敏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表現了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等領導下，轉戰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爭。

10月中旬，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紅軍帶著許多笨重的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物資，戰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動。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組成的運輸隊伍擁擠在崇山峻嶺的羊腸小道上，走走停停，行動十分遲緩，極大地削弱了戰斗力。由于軍委縱隊行動遲緩，后衛紅五軍團及后面的紅八、紅九軍團無法及時渡湘江，擔任兩翼掩護的紅一、紅三軍團，不得不與敵人展開激戰，付出了極大犧牲。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和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于湘江東岸，最后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師長陳樹湘身負重傷，不幸被俘。敵人聽說抓到紅軍師長，要抬著他邀功請賞。陳樹湘乘敵不備，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腸子，壯烈犧牲。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激烈的一戰。紅軍以饑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終于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四道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紅軍為此也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

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是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根本原因。只有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才能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擺脫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黨和紅軍才由此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紅軍渡過湘江，翻越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領導人在湖南通道縣境內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解決危機情況下紅軍的行軍路線和戰略方針問題。在會上，李德堅持要紅軍按原定的戰略方針，立即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李德的意見，提出了紅軍必須西進貴州，避實就虛，尋求機動，主張在川黔邊創建根據地。短促的通道會議，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也是他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而此時，蔣介石對紅軍作戰的重點，仍然是防范中央紅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如果繼續北上與湘西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必然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其后果不堪設想。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從老山界便開始爭論、通道會議仍懸而未決的問題，即中央紅軍向何處去。爭論十分激烈，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繼續西進，在川黔邊建立新蘇區。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采納了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猴場附近的宋家灣村召開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會后，紅軍搶渡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于1935年1月7日進抵黔北重鎮遵義城。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位于遵義城的軍閥柏輝章的公館里舉行。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按照會前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即“反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毛澤東接著作了重要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決不在于客觀，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實行單純防御路線，在戰略戰術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周恩來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為黨和紅軍的領袖。他指出，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會議氣氛緊張激烈，每天開到半夜才休會。最后，會議做出重要決定：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去討論；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內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出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有益探索和實踐。

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

紅軍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軍隊，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是紅軍長征精神轉化為凝聚力、戰斗力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紅軍區別于其他軍隊的重要特征。

1935年8月初，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在右路軍進入草地期間，左路軍先頭部隊于8月21日占領四川阿壩地區。張國燾堅持左路軍以阿壩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區，完全不顧左右兩路分兵北進的主張。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五軍進抵墨洼附近，但接著又命令紅五軍全部返回阿壩。

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勸告，于9月9日致電中革軍委，堅持“乘勢南下”的主張。同時，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從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的報告中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刻與張聞天、博古趕到紅三軍駐地阿西，與在此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舉行緊急會議，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紅三軍、軍委縱隊等部繼續北上，于當晚陸續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今高吉村），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當天，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令其立即率左路軍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10月5日，堅持南下的張國燾公然另立“中央”。隨左路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等同張國燾的分裂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責令張國燾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許多干部、戰士要求北上與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師。經過黨內共同斗爭，6月6日，張國燾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

正如來自美國的革命友人斯諾先生曾經指出的，紅軍北上的方針，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次英勇遠征的勝利結局。一方面，它使每一位紅軍官兵堅信自己正在走向抗日前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因素，這有助于他們把一次可能會是士氣低落的撤退，轉變成一次精神振奮的勝利征程。另一方面，這也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戰勝張國燾無視抗日大局、企圖偏安川康、另立中央的強大政治武器。對于分裂勢力的斗爭與勝利，集中反映了黨顧全大局、緊密團結的巨大力量。中國共產黨在斗爭中探索前進，正確的方向越來越明晰。

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獲得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是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外部條件和力量基礎。

1934年10月，江西雩都（今于都）河邊，送行的男女老幼從四面八方來到各個渡口，涌上橋頭，給紅軍將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頂頂斗笠，與紅軍指戰員依依惜別，企盼著親人一路平安，早日歸來。紅軍將士們一步一回頭，揮淚向送行的蘇區父老鄉親告別。無數的火把將河水映得通紅，映照著出征隊伍遠去的背影。歌曲《十送紅軍》的淵源就是流傳于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眾多民歌之一，生動而真摯地表達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對紅軍不舍、牽掛和期盼勝利歸來的心情。“千軍萬馬江畔站，十萬百姓淚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是當時軍民難舍場景的真實寫照。

當時雩都河上沒有橋，沿岸的百姓聽說紅軍要渡橋，為架浮橋支援紅軍渡河，幾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板、木料，甚至于留著為老人做棺材的壽木都捐獻出來。最后，大家共找來800多條船架成浮橋。雩都百姓還幫助安置6000多名紅軍傷病員，并為紅軍送去5000余名新兵，參加運輸隊、擔架隊，跟隨紅軍走上漫漫長征之路。

興隆鎮、單家集是回民聚居的地區。這里山大溝深，消息閉塞，經濟、文化極為落后。在紅軍到來之前，由于國民黨方面的反動宣傳，群眾對紅軍存有懷疑和恐懼心理。當聽到紅軍要來的消息后，村里的青年、婦女都紛紛逃進深山。

一向重視群眾工作的紅二十五軍軍政委吳煥先，在部隊進駐之前，專門作了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他根據了解到的情況，在部隊中專門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群眾紀律教育，介紹回族民眾的宗教信仰、生活特點和風俗習慣，教育部隊要團結和發動回族兄弟共同抗日。同時，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項注意”，即：禁止駐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葷；注意回族的風俗習慣，注意要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婦女，注意實行公買公賣和不準在回民面前說豬等。

1935年8月15日，紅二十五軍進入興隆鎮。紅軍干部和戰士不僅嚴格遵守紀律，還主動幫助回族群眾掃院、擔水、干活，向回族群眾宣傳紅軍對待回民的政策，宣傳回漢軍民團結，共同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軍醫院的醫護人員熱情為群眾治病，院長錢信忠為一腹脹病患者扎針治療。紅軍以實際行動揭穿了敵人的反動宣傳，很快得到群眾的熱情歡迎和大力支持，躲進深山的回族群眾陸續回到村里，“紅軍好”的消息迅速傳遍興隆鎮、單家集等附近的回民村鎮。當地一個回族老人捋著胡子說：“我的胡子都白了，還是頭一回見到這樣的仁義之師！”許多回民群眾還積極為紅軍做事。當地有兩位回族婦女，提著饅頭，拎著湯罐上山，為山頂上的紅軍哨兵送飯。

紅二十五軍嚴格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鐵的紀律，給當地回族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回族群眾深受感動，當紅軍離開興隆鎮時，全鎮男女老少齊集街頭，敲鑼打鼓，在道路兩旁擺設香案、茶桌、果品，依依不舍地為紅軍送行。

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黨領導的紅軍長征，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偉大的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我們要不斷結合新的實際傳承好、弘揚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征要持續接力、長期進行，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作者石慧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干部；李穎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