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消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應該只要是假貨都適用，而不必對發現、打擊假貨的自然人身份過于計較。

近日國家工商總局發布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其中提到“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這被很多人解讀為，“職業打假人”將不再受“新消法”保護。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引發巨大爭議。

1994年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退一賠一”原則，標志著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正式拉開序幕。之后，以王海為代表的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人，對不少無良商家也形成了不小的震懾。但這20余年來，中國的職業打假之路走得并不通暢。有些地方消協、法院等對“消法”做了機械解釋，把打假“人為敏感化”，有法院還把這些人“識別”出來，想盡辦法令維權案“撤訴”。

這種妨礙職業打假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做法，使得“消法”對無良商家的懲罰權并未發揮出應有的效率。民法權威王利明教授就認為：“消法”的懲罰性賠償，可以刺激和鼓勵廣大消費者與不法銷售者作斗爭;即使是“知假買假”，也是消費者自發性主張權利的行為，他認為此種行為對社會沒有什么損害，相反，社會會從中受益。

2014年，最高院對知假買假等話題就亮出了鮮明的司法態度，其發布的《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有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明確支持了食品藥品領域的“知假買假”行為。

本質上，懲罰性賠償責任只要是遇到假貨情形，都該適用，而不能將職業打假者從維權者中一律擇出來。如果是單位“知假買假”，可受合同法保護;但對于自然人的消費者身份，很難以是否營利為依據予以否定。而“以營利為目的”的判斷標準會否客觀，也必然留下爭議。

目前擬出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仍是行政法規，因為知假買假牽涉利益廣泛，矛盾錯綜復雜，而有關執法部門由于行政資源有限，或許難以介入。但無論如何，不能借立行政規章的機會，將矛盾推出門外。

要知道，現行“消法”規定的“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相對于法治成熟社會動輒上百萬的懲罰性賠償，“火力”原本就不夠。對普通消費者來說，3倍賠償遠不足以彌補維權所引發的時間精力成本，幸虧有那么一些職業打假人能發揮打假的“規模效益”，才對制假售假等行為形成了較有力的震懾，對商家一端在消費糾紛中強勢地位形成了某種對沖。

“見蛇不打三分罪”，職業打假者哪怕有自身的利益訴求，也是在依法行使權利，乃至為民除害。即便要打擊，也只能是針對搞掉包、碰瓷式的惡意打假。基于此，將職業打假者排除在消法保護范圍之外，宜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