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由國際金融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查爾斯·科林斯執筆的報告說，在進行了８年多非常規寬松貨幣政策實踐后，主要發達經濟體似乎已將貨幣政策用到了極限，開始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放松財政政策上來。

科林斯指出，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已嘗試前瞻指引、量化寬松、負利率政策等多種非常規政策工具，但一些經濟體經濟復蘇仍然疲軟，通脹水平也低于既定目標。

與此同時，長期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金融穩定風險正在上升。目前歐美股市已處于歷史高位，國債收益率則降至歷史低位，七國集團甚至有三分之一國債的收益率跌為負值。科林斯認為，更激進的貨幣政策將誘導投資者繼續追逐高風險收益，埋下資產泡沫的隱患。此外，一些發達經濟體央行采取的負利率政策也損害了商業銀行、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此背景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從去年開始放松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執行的財政緊縮政策來提振國內需求。例如，日本政府最近推出了新的財政刺激計劃。為應對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加拿大政府已出臺增加公共投資的新舉措。為減少“脫歐”公投對英國經濟造成的沖擊，英國政府已表示將重新審視中期財政整頓計劃。

科林斯認為，從經濟學上來講，公共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安全水平”，這取決于各國具體國情。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穩定的國內儲戶基礎，該國可以將公共債務保持在較高水平數十年。他認為，比較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率與實際經濟增速對于衡量債務水平的可持續性更為重要。如果實際利率相對經濟增速更高，那么該國需要更多財政盈余來保障債務水平可持續；反之該國擁有更多財政擴張的空間。

科林斯指出，目前七國集團國債的實際收益率已從２％到３％的歷史平均水平降至接近零甚至負值，大大降低了這些國家的利息支出負擔。雖然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近年來也大幅放緩，但除意大利外，七國集團國家的經濟增速仍高出其國債收益率１個百分點以上，這意味著它們可以維持適當的財政赤字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確保債務水平可持續。

科林斯認為，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應該利用財政擴張政策爭取的緩沖空間來推動經濟改革，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為中長期更加強勁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他指出，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受到此前財政緊縮政策的影響最大，各國未來應考慮增加公共基礎設施開支，不僅可以直接刺激短期經濟增長，還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指出，很多人習慣將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對立起來，但實際上如果操作得當，宏觀經濟刺激也可以推動改革。

展望２０１７年，科林斯預計主要發達經濟體將繼續維持適度財政擴張。日本預計將繼續推遲上調消費稅，并擴大財政預算。英國預計將重新調整中期財政整頓方案，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并軟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的立場。德國預計將繼續適度財政擴張來投資基礎設施和應對難民問題。其他歐元區國家的財政政策調整空間有限，但會更靈活地遵守財政紀律，最可能的情景是逐步進行財政整頓和最大程度降低政治壓力。

不管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科林斯認為下一屆美國政府上臺后都會力推擴大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投資資金可能來自企業稅制改革，但由于美國國會仍然對中期財政可持續性感到擔憂，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預計不會太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