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大牛市有兩個全新的特點：一是投資者結構復雜、多元化。隨著互聯網金融和私募市場的崛起，以及PE與P2P的聯手，A股市場的投資者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2015年中國七大類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總規模達到了93萬億，即便扣除通道業務，也有60萬億至70萬億，這是一個龐大的“資金池”，也是一個巨大的投資沖擊波。這就是為什么有人說2015年的大牛市是“資金?！钡脑颉?/p>

另一個新特點是交易方式的杠桿化，融資融券與場外配資交相輝映，極大地放大了滬深交易所的交易量，去年滬深交易所最大日成交額竟然突破了兩萬億元大關，而在2015年大牛市展開以前，滬深交易所的最大日成交額從來沒有突破過5000億元，很顯然，這是融資融券的杠桿功能導致的。因此，也有人將2015年大牛市稱為“杠桿?！?。

不過，2015年大牛市唯一不變的是，照舊短牛、快牛、瘋牛，這樣的牛市充其量也只能持續一年半載。在這樣一個全新的市場生態下，A股牛市“短命”的宿命卻并未發生改變。這一輪牛市從2014年7月底走出2000點底部開始，2015年6月12日最高沖至5178點，十個半月便宣告了本輪牛市終結，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牛市。

在短暫的瘋牛、快牛過后，接下來，我們的股市發生了可怕的踩踏事件，融資融券大量爆倉或強平，連續多個交易日出現“千股跌?！钡目膳戮跋?，這就是杠桿牛市帶給我們的杠桿熊市，為此，國家展開了最龐大的救市行動，并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應該說這個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們反思，反思才有進步的余地。我們發現在反思中，人們糾結或指責比較多的，仍是監管模式、政府監管職責及監管范圍。

其實，資本市場監管模式與政府監管職責的設定，主要取決于一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程度。市場化、法治化是基礎，國際化是更高要求。市場化、法治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去行政化”就越有成效；相反，市場化、法治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越要嚴加管制。

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三大主線，從尚福林到郭樹清再到肖鋼，三任證監會主席都強調了“三化”改革的一致性、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們的各項改革也是緊緊圍繞這一主線索而展開的，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成就，為資本市場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注冊制改革及證券法修訂，應該是我國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進程中的兩座重要的里程碑。

因此，加速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排除干擾與阻力，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仍是當前中國A股市場改革的主要任務和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