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了先天的道德“硬件”，還有待后天成長環境的“軟件”來激活它

顧久

“良知”，孟子認為是人人心中原來具備、不需學習，也不需思慮的道德意識（“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用今天的話說，即道德的“直覺”。

筆者以為，人有了先天的道德“硬件”，還有待后天成長環境的“軟件”來激活它。比如，著名的印度狼孩拉瑪拉和卡瑪拉姐妹就因為自小與狼共處，被人救回后至死不能回到人類生活群體中。說明僅有生物“硬件”還不夠，后天的——特別是初期的——社會經歷的“軟件”至關重要。“生物裝備”的硬件，加上“社會經歷”的軟件，就會形成具有巨大慣性的思維框架和行為方式，我叫它“初期經驗”。或許，這就是習總書記提及的應扣好的“第一顆扣子”？或許也接近“初心”之義？

既然人人都有道德“硬件”，又處于大致相同的時代環境之中，為什么有人就是扣不好“第一顆扣子”呢？這又需要更有力的理論來解釋。

馬克思主義認定，人的本質是“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而社會關系是具體分為一定歷史階段的，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另外，還要劃分為特定的社會階層，如奴隸和奴隸主、農奴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等。這就突破了杜威個體的抽象的“經驗”，而將作為生物的人特定的經驗放在具體的歷史階段和社會階層之中。

就以這個理論先分析習總書記提出“初心”的現實背景。如果按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世俗化”和“祛魅”過程。如果從謀生方式（馬克思叫“物質生活”，下同）、組織秩序（“政治生活”）、行為習俗（“社會生活”）、心靈安頓（“精神生活”）等四方面來觀察一個歷史時段，那么，當下的現實背景就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謀生方式，強大的國家統管與多元市場主體共存的組織秩序，泛市場化的日常行為習俗，主流意識形態與市場主導的群體無意識并存的精神狀態。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全民都置身于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社會意識則必然會與傳統農耕與計劃經濟的社會存在抵牾：從節欲經濟轉向縱欲經濟（馬克思稱“物的依賴性”），從威權秩序轉向平權秩序（馬克思稱“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從普遍的利他情懷轉向利己主義（馬克思稱，在商品交換中，“使交換雙方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于是，適應市場經濟的縱欲、平權、利己等集體無意識就會對以往的傳統觀念形成巨大的，乃至是解構性的沖擊。黨外如此，黨內自不能外。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導向，引起總書記的“不忘初心”的告誡和號召。

以此再回溯早期共產黨人產生“初心”的特定歷史階段和“初心”的內容。當時國人所面臨的普遍環境是：國勢維艱，民生凋敝。在苦苦尋路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謀生方面，廣大中國農民從生活艱辛、社會不公和精神痛苦的現實中，為一個富裕的、公平的、幸福的新世界而奮斗；秩序方面，使萬千一盤散沙的小農，變為有統一領導有堅強組織的群體；習俗方面，使相對自由散漫的小農，變為遵循紀律、上下一心的鐵軍；精神上，從向往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庸常境界，變為紆民苦難、乃至要解放全人類的高尚情懷。此中更兼雪山草地，艱難備嘗，殞命沃血，前仆后繼……鮮活的感知能力，強大的回憶能力和充沛的情感能力等“生物裝備”，加上前述革命者的“社會經歷”，就形成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時期高度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是一種神圣而近乎直覺的“初期經驗”。

我從幾位老革命身上明白地看到這種“初期經驗”：一是出席某君婚禮，新娘的爺爺穿一身洗得發灰的戎裝，正襟危坐，神圣肅穆；二是去醫院看望一老干部，雖身患絕癥，但面對寬慰，卻朗聲道：“放心，我還要看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才會去見馬克思”……

提倡并堅持這種神圣排他、近乎直覺的“初心”，在市場經濟、世俗化的浪潮中，何其可貴！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