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的“金”，主要是指青銅器及其銘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為求將文字資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別是鑄于青銅器上，是古代中國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在漢代時，存于簡帛上的先秦文獻已相當殘缺，故商周青銅器銘文與東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資料已尤為珍貴。但是這一類文獻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二○一三年湖北隨州葉家山一一一號墓出土曾侯方鼎與銘文 資料圖片

朱鳳瀚

這種情況，直到北宋年間金石學的出現才得到較大改觀。研究古代青銅器與石刻能受到學者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金石之學不僅可以證經補史，而且有助于復原古禮，適應了北宋王朝鼓勵經學、鞏固統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學有實證研究色彩，為當時代表進步的史學與文字學發展趨勢的學者所推重。北宋時造紙、印刷與墨拓技術得到空前提高，也為金石學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開始極力提倡儒家經典之學，推崇“樸學”以鞏固其統治秩序。而清初以顧炎武等為代表的學者，強調“通經致用”，重視考據學及小學，遂將與小學密切相關的金石學推到當時學術高端的地位。清代學者在青銅器與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樹，而石刻方面則著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趨于系統。但此時期被作為研究對象的青銅器等古器物及相當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數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時，對古器物形制變化的脈絡及其與銘文的關系始終未能理清，對銘文雖有考證，亦由于未有科學的古文字學理論且囿于傳統史觀，故進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徑與結論始終未能擺脫“證經”之套路。

金石學作為一門屬于特定歷史階段、有特定內涵的學問，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紀初，但對其研究的主要門類，即中國古代青銅器（及各種古器物）、金文與古代石刻的研究，則繼金石學之后獲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隨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中國的學術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先進的科學思想被引進，特別是“五四運動”強調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理論結合實際的科學方法，促進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1925年王國維發表《古史新證》，倡導“二重證據法”，對中國古史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進步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開始，中國青銅器研究即從舊金石學范疇進入了現代考古學的研究領域，考古類型學被應用于青銅器研究。郭沫若在其名著《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與《考釋》中，借鑒考古學的類型學，提出了“標準器法”。1941年出版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更在青銅器及紋飾的分類、定名諸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1935年唐蘭出版了《古文字學導論》，提出了古文字考釋的偏旁分析法與歷史考證法，促使古文字學脫離開傳統金石學與小學的束縛。史學觀念的進步也使金文更好地與傳世歷史文獻相聯系，使之成為研究古史的重要資料。與此同時，石刻研究亦漸納入現代考古學與史學的研究范疇。二十世紀以來照相技術與印刷水平的提高成為傳統金石學研究門類獲得新發展的重要條件。

從金、石學的興衰與金、石研究的新生之歷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學術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與時代所給予的政治環境、科學世界觀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時代的歷史需求密切相關的。中國傳統金石學研究的對象——青銅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與古代石刻，負載著中國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是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有關的學問具有重要文化價值與傳承意義。近半個世紀以來，這個領域雖已取得遠超出前人的成績，但迄今仍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應該在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上有所創新，產生無愧于新時代的高水平成果。近年來大量經考古發掘新出土的青銅器應結合其共存的文化遺存作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研究，零散傳世的資料，特別是數以萬計的存于海外的青銅器與金文的資料，更應該得到系統的收集與整理。青銅器與金文領域許多重要的專題性研究亦應該在原有基礎上做更深入的探研。其研究將涉及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代歷法、古代漢語、冶金史等多門學科。而對于中國古代石刻的研究，數年以前即有學者提出，在石刻日漸損壞、風化的情況下，編輯一部全國石刻目錄，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迫切的任務，但至今仍無多大進展，亦應當盡快提到日程上。在進行上述研究中，數字化信息技術會在加強研究成果的系統性與資料的完備性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