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廳用餐時，如果看到鄰座的美女舉著手機有說有笑，請不要驚訝，她只是在做直播。吃飯、化妝、健身，無論做什么都可以通過網絡直播的APP實時播放給網民看。

2014年開始，這種網絡直播的形式突然火了起來，受到網民的追捧。而今年，可謂是網絡直播商業化真正起步的元年。

6月27日下午，萬科2015年度股東大會在深圳總部召開，多個APP全程視頻直播。直播股東大會受到股民和媒體人士的關注，網民可以在收看直播時加入討論、提問。

網絡直播發展歷程

網絡直播看上去很新穎，其實這種互聯網形態從電腦配備攝像頭后就已經誕生。可以說，視頻聊天就是秀場直播的雛形。

而移動設備的換代升級、網絡覆蓋的普及，讓網絡直播成為人人可播、隨時隨地直播的網民盛宴。

在最初的QQ聊天室里，網民花錢裝飾聊天場景，為自己的聊天形象裝飾打扮，這種為虛擬商品付費的形式就是網絡直播的1.0時代。

而隨著電腦的普及，網民又將電視直播的形式運用到游戲直播。以英雄聯盟、dota等游戲為代表，形成了多人同時在線競技的游戲模式。大型賽事時，一些視頻網站將攝像機對準了游戲盛況，并且會有專業人士負責游戲講解，這便是網絡直播的2.0時代。

目前，網絡直播愛好者將各行業都融入了直播，直播3.0時代到來了。

ipanda上，觀眾可以通過高清攝像頭實時觀看大熊貓的日常生活；而在直播APP上，有人直播教學化妝，有人直播烘焙，甚至有老師在線直播解題，諸如此類。題材新穎的直播吸引了不少粉絲，高峰時期有直播人士一天收入可達萬元。去年11月11日，大陸熊貓TV一名女主播直播自己連睡3天覺，被熊貓TV創始人王思聰打賞價值7萬元的網絡紅包，一時之間，吸引了不少網民加入直播隊伍。

網絡直播商業化

在網絡直播的演進中，主流的盈利模式依舊是廣告和虛擬道具。在映客APP的直播打賞里，最便宜的禮物需要一顆虛擬鉆石購買，而在充值界面，最低充值是60元人民幣購買60顆鉆石。記者看到，直播期間有主播收到粉絲送的虛擬“豪華郵輪”，需要花費人民幣1300余元。

近年來，明星真人秀節目的火熱也讓諸多明星對直播產生了興趣。女星范冰冰和“ELLE”雜志合作，直播出席時裝周；歌手林俊杰直播做飯；周杰倫直播打線上游戲；越來越多明星加入直播。5月4日，王寶強跨界在斗魚TV平臺直播電影拍攝現場，據報道，該直播創下了500萬人同時觀看的紀錄。

5月25日，雷軍獨自完成了國內企業史上第一場產品發布會直播。雷軍在直播中表示：“手機直播這一偉大的時代來臨了。這種方式有全新的互動形式，希望企業家也來玩一玩。”雷軍此舉可以看出，網絡直播商業化受到了企業的重視。

6月21日上午9點，某汽車品牌在博鰲舉辦活動，不少女主播抵達現場在APP上做直播。“特別多美女，都是在做直播……很多APP的人超多。”一名女主播念完品牌廣告語后向觀眾解說。

“主持人是李艾，這次活動是歷史上網絡主播最多的一次哦。”女主播“霸妹兒”說。記者在直播間聽到活動主持人說：“本次活動有500萬人在線觀看。”直播期間，收看的觀眾也一直在討論該車企品牌，有觀眾認為：“車企很聰明啊，請主播做活動是趨勢嘛。”

市場碎片化嚴重

由于網絡直播造出許多網紅，知名直播平臺隨著當家網紅的粉絲效應受到資本關注。據不完全統計，知名直播平臺的投資2013年約為1.7億元，2014年約7.9億元左右，而2015年增長到了23.7億元，年均增長率在300%左右。

艾媒咨詢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網絡直播平臺用戶數量為2億，大型直播平臺每日高峰時段同時在線人數接近400萬，同時進行直播的房間數量超過3000個。從長遠來看，網絡直播的模式或將演變為視頻對話，市場空間進一步擴大。

根據方正證券的預計，2016年直播市場規模將達到150億元，2020年直播市場的規模將達到600億元。

但業內人士認為，熱度越高，行業越需要警惕。根據文化部4月公布的數據，國內網絡直播企業約有200家，這一數量目前還在保持增長。也就是說，有200多個平臺在爭奪2億用戶，競爭不可謂不激烈。假定2016年市場規模可以達到150億元，那么平均每家平臺獲得的份額不足1億元，市場碎片化程度很嚴重。

另一方面，由于直播的運營成本較高，帶寬等基礎技術投入很大，聘請知名主播也有很大成本投入，很多平臺處于虧損狀態。直播平臺的盈利方式看似多樣，但主要依靠增值服務，商業模式比較單一，直播平臺的盈利情況仍不理想。

成本高，決定了直播“砸錢”的本性。在資本的推波助瀾之下，前期直播平臺會踴躍上線，但在動輒“燒”掉上億美元的平臺海洋里游泳，并不是那么容易。

行業亂象如何整治

2015年“網紅經濟”大熱，作為“網紅”成名的渠道之一。為了快速出名，站穩腳跟賺足銀兩，一些網絡直播平臺出奇招、抓眼球，鋌而走險增加點擊量。暴力、涉黃、獵奇等一系列直播內容頻現，備受詬病。

記者隨機點開直播視頻，一些主播僅僅是直播自己吃飯、睡覺，“多數時候就是賣萌，講故事，要錢，或者唱歌吃飯啥的。”一名業余主播向記者介紹，自己出去旅游或者購物的時候也會通過平臺直播，“反正閑著也是閑著”。

有一次，幾名年輕人直播“用水桶舀干池塘水”，竟然有觀眾跟著看了幾個小時。

記者了解到，挪威有一檔類似“慢電視”的節目，花了14個小時拍一只在房間里的鳥的活動，結果這個節目有300萬人看，而挪威一共也才500萬人口。

除了“無聊”的直播外，低俗內容在直播平臺上也大量存在。

今年6月初，9家網絡直播平臺的40名主播遭到封禁，將愈來愈火爆的網絡直播涉黃問題推向大眾視野。據相關報道，不少主播“即便不脫衣服，也會弄一些喘息聲吸引粉絲扔錢”。“曾有兩位粉絲以每單1314元的節奏輪番向同一女主播扔紅包，只為吸引關注，女主播一晚上就拿到一萬多元，最后直播以脫去上衣收場。”

除此之外內容低俗之外，直播平臺的數據造假也成了業內“你懂的”秘密：粉絲量可以刷，觀眾人數也可能是摻了水的，不間斷的禮物可能是賤價購買送的。網絡直播平臺刷單、數據摻水，都是套路。

不過，對于網絡直播行業的監管存在法律上的真空地帶。雖然現有一些關于互聯網的法律法規可以調節網絡直播行業，但仍有人打擦邊球，這一行業仍存在灰色地帶。而且對于直播節目的實時監管確實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直播行業嚴格自律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