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層面在推進依法行政方面，又放出大招。中辦、國辦近日印發《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明確了時間表——“2017年底前，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政機關普遍設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鄉鎮黨委和政府根據需要設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國有企業深入推進法律顧問、公司律師制度，事業單位探索建立法律顧問制度，到2020年全面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法律服務需求相適應的中國特色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體系”，讓人振奮。

振奮之余，筆者想到，設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不難，難的是二者如何實至名歸地當好政府決策的“法律把關人”。實事求是地說，當前，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部門，法治意識法治思維還很浮泛，“官本主義”“一言堂思維”還有市場。在這些地方，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容易掉進三個“坑”。

一是成為依法行政的“花瓶”。法律顧問、公職律師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職責，《意見》規定得很明確。比如，黨政機關討論、決定重大事項之前，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依照有關規定應當聽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而未聽取的事項，或者法律顧問、公職律師認為不合法不合規的事項，不得提交討論、作出決定，等等。簡而言之，就是為政府決策在源頭上設置了法律關。如果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不敢從源頭把關，不敢對領導不適當的決策在第一時間“說不”，即便組織形式上再健全，也只是“花架子”。

二是成為鉆空子的“幫兇”。這里的鉆空子，是指鉆法律的空子。法律的空子是什么？即法律沒有規范到的領域，或者法律規定相對粗簡，具體適用時尺度模糊。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如果利用自己熟悉法律的專業能力，幫助部門在決策時鉆空子，打擦邊球，為試圖規避責任的行政決策進行論證、巧加設計，恰巧是背離依法行政的。

三是成為打官司的“專業戶”。推行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制度的初衷，是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把法治思維貫穿于政府決策的全過程。如果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只是在政策帶來問題、引發糾紛后被動地“鏟事”“擦屁股”，就會淪為依法行政的“馬后炮”，違法決策的“擋泥板”。

上述三個“坑”，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法律顧問、公職律師放棄了“把關人”的獨立人格，馴服于領導意志和行政權力之下。法律顧問、公職律師要想不落入泥淖，首先就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不看領導眼色行事，不為領導意志左右，堅持唯法至上的工作原則。當然，維護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的獨立角色，不能僅靠他們的自我約束，還需要嚴密的制度設計。比如完善法律顧問、公職律師介入政府決策的程序規定，保障法律顧問、公職律師獨立進行法律審查的工作制度，自由表達意見的入檔備查制度，等等。此外，法律顧問、公職律師在組織任免、職業發展和績效考核上，應該建立相對獨立的機制，相對獨立于所在部門，以免有投鼠忌器的顧慮。（鄭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