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黃山的副鎮長洪升，挺倒霉：6月15日，他開網約車被十多個出租車司機攔住、舉報了，接著被紀委調查，接著就火了。

副鎮長跟開專車被查的情節沾邊，挺新奇：當下網約車蔚為興盛，加入兼職網約車司機隊伍的人覆及很多行業，可副鎮長加入此列，實屬罕見；他爾后被查，則為此事續上了戲劇性“后續”——很多地方都在上演的哥為難網約車司機的戲碼，這位副鎮長也趕上了。

新京報的專訪披露了洪升開專車的緣由：他半年工資約一萬八千元，卻撐起有老小的家庭，今年4月他痛風發作，看病借了約18000元，為還貸開起專車。

如果洪升沒“基層干部”的身份標識，這事也就是個“出租車VS專車”新聞專題下的邊角料式素材。但因為他是副鎮長，他攤上了事：可能因開網約車有違《公務員法》中對“公務員不得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的規定，而遭處分。

但也因他是副鎮長，其接地氣的境遇引發普遍同情。網上集贊無數的一則跟帖說：“去開會途中接了一順路單，為低碳出行作了貢獻，為賺點辛苦錢寧肯放下身段，被抓了也不亮副鎮長身份，簡直是良心”。

公眾的評判是基于“次優選擇也是優”的標準下移。但在這事上，法與情的糾結很明顯。從媒體報道看，事發當天那單，涉事副鎮長最多就賺了4塊錢，這也沖淡了“營利性活動”底色。

都說“法不外乎人情”，此處的“情”不是醬缸般人情，是指人性化考量。“公務員不得參與營利性活動”的立法本意，是防止其借權牟利。副鎮長兼職開網約車，無關職權濫用，負外部性也約等于零。就算說他違規，也宜考慮立法初衷和其實際后果等因素，酌情處理。

對很多人來說，批評作為實質上的弱者的該副鎮長沒風險，嚷著“他違規”很容易。可其自我救濟路徑逼仄的困境，由不得我們轉過身去無視。相對無害但有違規之虞的“開專車”，也是未必可取的自救路徑。

要改變其窘境，還得靠基層公務員薪酬體系和涉貧救助機制的完善，針對個中真正的困難戶，納入到“精準扶貧”的序列中。現代社會，本就該讓包括基層官員在內的所有人過上體面生活。在此之前，對“開專車副鎮長”法紀處分之外的苛責，并無意義。

□仲鳴（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