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發生系統性債務風險，任其蔓延也會約束經濟活力。所以，金融監管的“堤壩”總要修得比洶涌波濤高一些，才能趨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債務風險”的話題，總是能引起輿論關注。日前，有研究機構披露相關成果，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同時，我國主權資產凈值已達28.5萬億元。因此可以說，我們擁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應該為小概率事件。盡管如此，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問題比較突出，債務率高達156%，應當給予及時、必要的“制度警惕”。

“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目前來講，債務風險仍在可控范圍內，釀成大范圍違約的債務危機概率更小，但“黑天鵝”的出現往往是在人們放松警惕、心存僥幸的時候。之前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也是如此。正如論者指出，即便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任其蔓延也會約束經濟活力。所以，金融監管的“堤壩”總要修得比洶涌波濤高一些，才能趨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堤壩”怎么筑？第一步，仍要加快清理、從嚴控制地方政府五花八門的投融資平臺，降低所謂的“或有債務”。以寬口徑估算，我國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低于歐盟60%的預警線，但是差距已經不算大了。因此第二步就要清查國有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之前曝光了不少風險點，應當引起注意。第三步則是對民間融資的“P2P”平臺進行防控，杜絕“錢生錢”的空殼游戲滋生蔓延。

同時，水位也要適度下降，“去杠桿”的深意正在于此。去產能、化解“僵尸企業”，都有助于降低行業的資產負債規模，通過破產、清算的方式讓資金迎來“新生”。而對另一端的房地產市場來說，將與之相關的“房貸”規模控制在合理區間，同樣很必要、很重要，也很緊迫，直接關系到國有銀行與居民個人的“錢袋子”。這方面必須下大決心，哪怕影響到短期的GDP與稅收，治理者也要“拎得清”，把區域增長的動力切換到實體經濟良性發展上來。

“左兜”揣“右兜”，是一些地方處理債務問題的策略與方式，對此應當一分為二看待。一方面，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等“廣義公權力”之間本質上屬于利益共同體，這有其優勢，為處置不良資產提供了協商渠道；另一方面，這種優勢存在轉化為劣勢的可能性，比如“預算軟約束”超出合理邊界，便極易產生無謂的低效率，一些不良資產從賬面上消除了，卻在實際上形成了風險隱患，至少對政府信用產生了不良影響。只有將債務問題放在戰略位置上整體考量，給出頂層設計的系統性解決方案，才能終結“自己人欠自己人”的怪圈，實現地方債務運轉的法治化、均衡化。（井橋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