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再平衡

縱觀國內外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和主體都是政府，即主要通過放松管制、減稅降負、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等，釋放經濟社會活力，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換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政府針對自身所動的大手術。在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種新形勢下的創新，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延續，本質上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下半場。三十多年來，我國已形成了各級政府推動經濟、引領經濟甚至主導經濟的模式，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化，消費正在替代投資成為新的增長動能。與相對明確穩定的投資相比，消費所具有的多樣性、易變性、復雜性，要求與之靈活應對的各類市場主體才能與之對應。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確是要求在新形勢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方法主要在于還權于市場、還空間于企業與社會，目標是激活市場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與單純、一味地強化政府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

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主要體現在，要以政府為主體進行系列的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而不是越殂代皰、替代市場、指揮市場和控制市場。簡言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1、 管住權。即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將政府職能更多調整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上來，具體體現為進一步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經過三年的努力，行政審批制度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三張清單大大提升了各級政府管理的透明度與規范程度。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需要從“重視數量”轉向“提高質量”，以法治化、系統化、標準化、信息化、協同化、陽光化為指針，職能、機構、編制三方面聯動，將改革向縱深推進。當前，應重點抓好全國統一的行政審批信息數據庫及在線行政審批平臺建設，推動全國統一的行政審批標準化改革，建立覆蓋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國性信息信用系統，執行統一的市場監管規則，以此最大程度地減少社會交易成本，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2、 管住錢。即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財政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用好財政這個“指揮棒”。當前的重中之重主要有兩點，一是要盡快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重構與新常態、新經濟相符的地方收入體系。具體而言，要盡快推動稅收制度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轉化，盡快完成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資源稅等改革，要將房地產稅、消費稅、資源稅等有明顯地方特征的稅種劃歸地方收入，逐步削減增值稅、所得稅的共享比例，推動其一步步還原為真正的國稅，要進一步提高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透明度與規范程度，提高地方收入的可預期性。唯其如此，才能將完成“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所必需的激勵機制調整到位。這一點應當給予高度的重視，否則市場將始終難于出清。二是要深化收費制度改革，一方面破除各類收費、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用、管”一體化機制，借經濟下行之機，消減收費、政府性基金等的部門化特征，以規范政府收入秩序，提高財政統籌能力，應對即將到來的減收、減稅潮；另一方面可考慮全面取消各級行政部門提供普遍性服務的收費項目，盡早實現“行政零收費”。

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立足當下完成“五大重點任務”，更需志在長遠深化“五大要素市場改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五大方面?，F在，從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各方面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但必須看到，從相當大的程度上講，這五大重點任務是在消化過去長期刺激政策留下的包袱，促使市場盡快出清，為更加復雜、更加長期的要素市場改革打開空間。長遠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是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 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實施人力資本戰略。近年來，我國勞動人口數量持續下降，老齡化社會的陰影正在逼進，必須調整我國人口政策。一是在五中全會宣布全面“放開二孩”后，還應動態推進，后續優化，嚴密監控政策效果，做好應對不同情況的政策儲備。二是切實將以計劃生育為核心的人口控制，過渡到以優生和提高人口質量為核心的人口戰略，并進一步改寫為教育和提升創新能力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戰略。三是盡快完善與人口流動密切相關的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真正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2、 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通制度。土地制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極重要內容。當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方面。要積極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有關精神，積極總結借鑒重慶、深圳等地土地改革的經驗，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和流轉制度，并形成兼顧國家、單位、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3、 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一是進一步深化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改革，適當降低國家持股比例，提升社會資本持股比例。二是加快民營銀行的發展，積極發展一大批社區銀行、村鎮銀行，以形成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銀行業生態體系。三是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在繼續完善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覆蓋全國的各類產權交易市場、“大資產管理公司”等。四是全面放開存貸款利率管制，實現資本市場化定價。五是改革金融業監管體系，以宏觀審慎監管為目標，加強不同監管部門的統一領導與相互協調，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實施分地域、分層監管。六是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4、 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對于今日之中國，創新的重要性之大，無論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當務之急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努力實現科技與經濟的融合，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原始、自主創新艱難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開放和“拿來主義”、“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與“集成創新”結合，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與此同時，還必須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科研成果轉化辦法、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為創新培養更多人才。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提供強大的創新激勵。

必須同時指出，即使是完成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也需要長效的制度改革支持。無論是化解產能過剩、清理“僵尸企業”，還是去房地產庫存，都迫切需要調整相關激勵機制（如政績考核機制、中央地方財政體制等），以從根本上校正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向，將基于中央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基于利益的內部動力，才能收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效和長效?？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篇十分復雜的大文章，很難在短時期內畢其功于一役，對此要有清楚的認識。（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