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從微信中得知楊絳先生病重就很為之擔心，5月25日傳來噩耗，在悲痛中瞬間頭腦有種停滯的感覺。接著，網絡上接踵而至的追思、悼念，頗有與巨富、球星、影星、網紅等名流比肩的氣象。在各界名人中從世界范圍看，學界人物的關注度是很排后的。即或楊絳先生集學者、作家、翻譯家于一身，她的界屬還是學界。

追思、悼念楊絳先生的人既有耄耋老者，也有花季少年，但是以有相當閱歷者居多。在悲痛之中再展讀先生的一些美文，內心刻印的是“滄海月明”“藍田日暖”的滄桑感。這位百歲老人度過了從清代到“互聯網+”的時代，她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太多太多的人事變故，她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書，一部歷史。

我讀楊先生的書始于她的名譯《堂·吉訶德》，隨著年事的增長，更愛讀她的散文、隨筆之類的作品。她的散文作品讀多了，不由得心中浮現出一種玉的意象。她自己曾經以湍流激浪中的石頭為比，談了人生體悟。中華民族崇尚玉的歷史悠久，玉文化的內涵極為豐富，對于世界文化也是一個寶藏。從文化學的層面來說，玉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極為重要。我覺得，中華民族對于玉的崇拜源于天地人一體的理念。試想，或深藏于崇山峻嶺，或潛臥于湍流之下，接收日月的光輝，吸納山川的精華，歷經無數代的風風雨雨，它悄然無聲。但是一旦面世，它以無言的穿透力直達人的心扉，又和人融為一體。人們為它的生命的厚重而欣喜，敬畏；為它的不著文字的敘述感悟人生；為它的淡定光潤而心中平和；甚至認為它能驅邪扶正而讓人勇氣大增。可以說玉是深藏于我們心靈的一種文化。其實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品格，成為中華民族的潛意識：任何一塊玉都不是只享受風花雪月的溫馨，它也經歷了各式各樣的災變和險惡。即使是價值連城的寶玉，不是還要承受“玉不琢不成器”的過程嗎？想來想去，我越發覺得楊絳先生就是一塊瑰玉。楊絳先生本人講過,我們“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作美酒淺斟低酌，細細品嘗。這種滋味值得品嘗，因為憂患孕育智慧。”可以說，楊絳先生講的就是精神對于物質的勝利，是人生成長的哲理。細想一下砂石成玉的過程不就是一種歷經風雨的打磨后的內在的升華嗎？楊絳先生用自己的人生體悟做了直白的闡釋。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只為享福來到這世界，總要為世界做點事情，這就要磨煉。楊絳老人說：“如要鍛煉一個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她吃苦受累有不稱心，才能養成堅韌的品格。”這就是玉石精神。

一直有人說錢鍾書、楊絳身上有很重的貴族精神。這在過去是貶義的。但是在我國“知識分子”已屬于工人階級的新時代，他們只是超前一些而已。“讀書人”貴在自尊，貴在精神的獨立，“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這也是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這和鄙視其他勞動者毫無共同之處。楊絳老人在言行上已經作了最好的解答。“唯有身處卑微的人，最有機緣看到世態人情的真相。”為此，作為王謝堂前的燕子，她也給平民百姓送去春天的歌。被打成“牛鬼蛇神”之際也仍然昂首保持人的尊嚴。

作為學識淵博的大學者，既能著譯、創作，贏得崇高的評價；作為賢妻良母，她為丈夫、女兒無私奉獻。既下得了廚房，更登得了殿堂。“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也可以一致。當然每個人未必都能如此。如果拿西方女性主義的高論衡量，她或許是被批評對象。但是家庭的和諧是唯一標準，一些理論沒有普適性。玉的柔潤晶瑩和女性的無私奉獻不是也很相通嗎？

楊絳先生出身于書香門第，一個多世紀的歷程都在和書打交道。她教誨年輕人讀書的箴言彌足珍貴。她在《我們仨》這本自敘傳中講了一家人如饑似渴的讀書生活，她的讀書體會在當今時代更應引起反思。她強調，讀書不是為了拿文憑或者發財，而是成為一個有溫度懂得情趣會思考的人，讀書到了最后，是為了讓人們更寬容地理解這個世界有多復雜。這是把人生體悟和書本理解完美統一的至理名言吧？當下最多見的是各式各樣的哲理教誨，比心靈雞湯還繁多。一些人張揚一種“片面的深刻”，不僅有憤青還有怨老，似乎都有發現了類似愛因斯坦理論的高明，不過恕我直言，那不過是浪費自家生命，更戕害年輕人的生命。楊絳老人說：“喜歡讀書，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換成巨大享受的時刻，讀書能讓人遇到更好的自己。”讀書還是要人變得更美好。這就是玉不琢不成器吧？在“互聯網+”時代，首先是一個學習的時代。無知識是淺薄的導引，各種優秀書籍所蘊含的寶貴經驗是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前行的助力。像楊絳老人這樣的智者的肺腑之言給人們的是正能量。

楊絳先生的去世被如此關注還在于引發人們對于百年中國文化的反思。在楊絳先生這樣的老一代學者身上,還有許多進一步需要發掘的財富。和她的同代人、比她年少的都相繼謝世，從文化傳承方面來說，有哪些該做的大事我們還沒有重視？不管他們的輝煌還是遺憾與瑕疵，都深深地打著時代的印痕，這如玉石會把各個時間段的風雨刻在身上。對于寶玉也不僅是把玩，而是通過它立體地認識世界。在振興中華，實現中國夢的轉型期里，是有重要價值的。

平生見過楊絳先生，但是沒變為當面請教的機會。記得1988年晚秋我從日本留學回來，應戈寶權先生和夫人梁培蘭的邀請，曾有近半個月住到他們的干面胡同的宅邸。在那個院子里有多位學界名人。有一天，我在樓下，有人告訴我一位女士就是楊絳先生。我目睹先生典雅的風采，本想到面前問候，請教。一想當時除了她的譯作，其他一無所知，浪費人家時間很不禮貌，于是作罷。2004年，陳漱渝教授來長春，他贈送了我一本楊絳先生剛剛寫完出版的《我們仨》有一家三口印章的珍藏版著作。我很快通讀了一遍，“鍾書大概是記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個長達萬里的夢。”僅就這一句話已經感動萬分。作為她老人家的讀者、晚輩，以此短文為她祈福，送行，請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