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６日電 題：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實現經濟協調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系列述評之二

新華社記者韓潔

恰逢“科技三會”——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本月初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亮出五大硬措施推動科技資金管理“升級”，引發科技界廣泛關注。

分析人士認為，中央此舉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經費支配權，特別是大幅提高人員費比例，將更好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更有效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更深層次講，這一部署也釋放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創新政府宏觀調控的積極信號，通過宏觀政策與體制改革協同發力，促進經濟提質增效。

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其本質就是預期管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8年來，世界經濟依然復雜多變，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各種不確定性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尤其需要注重加強預期引導，對政府宏觀調控水平也提出更高要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格局下，如何看待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走計劃經濟的“老路”，也不是走放任不管的“歪路”，而是要發揮“兩手合力”，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當前，一個普遍共識是我國經濟發展有周期性、總量性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向供給側。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政府宏觀調控水平，該如何協調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的關系？

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看來，需求側管理主要是以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經濟，調節的是短期經濟波動，而供給側則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在充分合理配置條件下可以提高中長期潛在增長率。

“需求管理是西醫，見效快，但有副作用；供給側改革是中醫，療效慢，但能夠治本。”姚余棟說，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宏觀調控應“中醫為主，西醫為輔”，一定要長期堅持供給側著重發力，需求端管理要穩健。尤其對經濟下行風險要有忍耐力，關鍵解決好供給端的矛盾和問題。

“換擋期、陣痛期加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意味著不要期望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刺激。”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也強調，供給側改革要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一方面必須尊重順應市場，另一方面要對過去已有的需求管理經驗大膽創新，這樣才能在面對一系列改革艱巨任務時有所作為。

過去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更多依賴需求的刺激，導致經濟曾出現波動。放眼全球，一些國家的經驗教訓也值得借鑒，如美國自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直在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經濟深陷其中，以致近期退出障礙重重。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清醒認識到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貫穿“十三五”的一項任務，這就要求政府必須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增強宏觀政策協同性，更加注重擴大就業、穩定物價、調整結構、提高效益、防控風險、保護環境，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說，“十三五”要提高政府宏觀調整水平，實現經濟協調發展，關鍵要做好兩道“加法”。

一道是“政策＋改革”的宏觀調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因此必須讓改革成為調控的“常規武器”。“目前的宏觀調控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而是政策與改革二者交融的調控格局。一方面堅持宏觀經濟政策布局，另一方面供給側通過改革邁上經濟健康發展軌道。”

另一道是“逆周期調節＋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本質是逆周期調節，經濟好的時候緊一緊，不好的時候松一松。但對處在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短期逆周期調控政策外，關鍵要堅持結構性調控為主，著力化解結構性矛盾，構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重要支撐。只有經歷了優勝劣汰的陣痛，中國經濟才能脫胎換骨、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