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讓中國企業、銀行、地方政府都百般糾結的問題又有了新的進展，國務院國資委負責人表示，將用3年時間完成處置345戶“僵尸企業”，路線圖清晰、態度明確。

今年以來，“僵尸企業”的妥善處置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經濟工作。在歷史上，我國也曾以國企改革為重點對一些“僵尸企業”進行化解。不過，與當前情況不同的是，上次“僵尸企業”的形成環境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出口驟降和企業虧損。當時，政府的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和金融兜底，由政府出面兼并破產落后企業，下崗分流員工，同時由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債務。可以說，在法律不夠完善、配套制度不夠健全的特殊情況下，行政手段確實比市場化出清來得更快、效率更高。

過去，政府在處置“僵尸企業”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經驗，但從實際處置效果來看并不理想，在處置進程中也是阻力重重。一方面，企業破產退出的法律制度、人員安置、資產處置等尚未理順，依法破產退出的司法程序繁瑣冗長，公眾在思想認識上依然將破產視為不可碰觸的雷區，這都無疑構成了“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嚴重羈絆。另一方面，對銀行而言，“僵尸企業”一旦破產退出，負債將失去收回的可能性。因此盡管希望渺茫，一些銀行卻依然選擇為企業繼續輸血，以避免不良貸款加速暴露。此外，迫于政績壓力、人員就業、社會穩定等方面因素考慮，地方政府也往往成為阻止“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直接干預者。

可以說，“僵尸企業”不能以市場化機制完成自然的優勝劣汰，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重大障礙。然而，只有遵循市場化規律，經濟才能保持新陳代謝的內在活力，“僵尸企業”的處置才能真正達到預期的效果。

要破除制度藩籬，疏通“僵尸企業”退出渠道，首要的是提高公眾對《企業破產法》的認識。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破產則是契約的合法終結，不僅是對債權人的保護，也給了債務人改正錯誤的機會。

其次，在“僵尸企業”的處置中需劃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政府可考慮設立專門的破產管理機構，專司破產與金融案件等，依法為“僵尸企業”的市場出清創造良好的談判條件和重組環境，但不是親自上場比賽，甚至直接決定結果。

最后，應充分發揮金融在“僵尸企業”出清和不良資產處置中的作用。例如，加快構建不良資產的交易市場，提高各類投資主體的活躍度。對有前景的企業以市場化方式實施債轉股，在降低企業的杠桿率的同時，提升企業價值，真正實現供給側結構的優化。

只有這一系列的市場化機制逐步完善，“僵尸企業”的處置才能真正進入市場化、法制化的軌道上來。雖然梗阻重重，但值得堅定推進，因為這是改革最終的方向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