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2016年5月18日在京召開。此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已經施行，這次會議標志著相關工作正式啟動。這種功勛榮譽制度將構成國家的另一種歷史內容，展開一種新的精神生活，對社會價值形成新的引領。

民建會員陳貴2012年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并列席旁聽了全國兩會，會后在他撰寫的參政議政文章中提出加快建立國家功勛榮譽制度以滿足沒有參政議政意愿和履職能力的知名人士的精神需求，從而更好地發揮統戰的目的和功能，推動政協專注于吸收有參政議政意愿和能力的社會精英成為委員，更好地履行政協共商國是的職能。全文如下：

全國政協某明星委員擔任政協委員五年來四次缺席政協會議，唯一參加的一次也因沒有親自準備提案而被公眾質問；某委員提案質量被批不如“小學生水平”；還有某委員因一句“我愛國，我不添亂，我從不反對或棄權”，使得政協委員參政議政能力遭到媒體和公眾熱議。媒體和民眾質疑明星委員缺席兩會也好，質疑部分委員提案內容“雷人”或“跑偏”也罷，都不過是公眾想表達自己的話語權的表現形式，這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一大進步。而這種質疑表面上看來是對“明星委員”的熱議，實質上是對政協制度瑕疵的一種糾正，社會民眾期待和渴望正逐步走向開放的中國有真正的政治明星，而非戴著政治光環卻無力參與政治的“花瓶”明星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政協發揮職能的基礎是政協委員要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讓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能夠傳遞社情民意。但近年某些全國政協委員的表現和某些地方政協的“官員化、商人化、明星化和娛樂化”，未能達到傳遞社情民意、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職責，這不僅削弱了政協的職能，同時也破壞了政協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使之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全國及各省市政協換屆在即，新一屆政協委員能否切實履職將直接影響到未來五年政協共商國是職能的實現程度，也是滿足民眾社會對提高參政議政水平的渴望和期待。因此，如何產生合格的政協委員即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因此，提出建議：

首先，加快建立國家功勛榮譽制度以滿足沒有參政議政意愿和履職能力的知名人士的精神需求，既可以發揮統戰的目的和功能，也可以讓政協專注于吸收有參政議政意愿和能力的社會精英成為委員，更好履行共商國是的職能。由于目前國家功勛榮典制度的缺失，政協委員遴選機制（名為“推薦協商制”，實為“邀請制”）過多強調社會知名度，而忽略了對他們是否具備參政議政的意愿、精力和能力的考察，進而被社會錯覺地認為政協委員為一種榮譽性的頭銜。至于選拔政協委員的標準，社會各領域成就突出的知名人士選拔機制意味著，每個委員是各個行業和階層的優秀者，代表該行業或階層的聲音。但在實踐中，目前政協委員推薦遴選過多強調人選在社會知名度，甚至將其視為一個硬性條件。一些明星委員是“被當選”的，并沒有參政議政的政治覺悟或沒有履職能力；有些知名人士或成功商人在得到物質上的滿足后，最終會轉向追求精神上的滿足和平衡，希望得到社會和國家的尊重和認同；更有些投機取巧人士有權有錢后也為了得到社會的認可想方設法當選政協委員，這使得有些地方政協有演化淪落為“官員、有錢人以及明星的俱樂部”的危險。 因此，國家應盡快以法律的形式頒布《國家功勛榮譽法》，建立起統一、權威、國家級、制度化的國家功勛榮譽制度，提升民眾對獲獎者的認同度，確立社會主流價值，增強國家認同感，通過建立國家功勛榮譽制度可以滿足沒有參政議政意愿和履職能力的知名人士的精神需求，既可以將部分達到統戰的目的和功能，進而可以讓政協專注于實現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傳遞社情民意等共商國是的職能。從現實情況看，設立國家榮譽制度經過2006年以來廣泛討論時機已經成熟，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也早提出要“設立國家榮譽制度”。這一制度還可以樹立先進典型，弘揚社會正氣，引領社會風尚，用共同的價值觀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其次，應當完善政協委員的遴選標準，除了人表性和社會影響外，還應著重考察選在界別中的本界別中有代被推薦人員是否具有參政議政的意愿、和精力，能否傳遞社情民意能力。明星被賦予政治身份，享受到委員的政治權利和光環，那就必須確實履行參政議政、為國家獻言獻策的義務?！懊餍俏瘑T”就應該盡到“委員”之責，認真調研，多為自身所工作的領域想方設法做貢獻，代表其所處的行業或階層的聲音，多關注民生，敢為民立言，為民鼓與呼，去偽存真，做一個真正傳遞社情民意、讓人民群眾喜愛且稱道的“委員明星”。要履行這樣的職責，就要求委員必須有奉獻的熱情和意愿，這是必須首先解決的態度問題。其次，政協委員的職責不僅是參加政協的會議，更重要的還有調研、提案和協商等工作，這就要求政協委員自身或者其團隊要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能力，認真、細致、扎實地完成這些工作。如果沒有對國家大事和社情民意進行長期的關注、調研和分析，任何人都無法有的放矢地為民立言。再者，術業有專攻，在某一方面出眾的明星不一定具有參政議政能力和能勝任委員。知名人士的知名度并不能保證他們具有參政議政的能力。所以，在政協委員的推薦協商的遴選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他們的教育背景、經歷、意愿，以及是否具備履職能力和精力的其他客觀條件。

第三，應當建立以推薦協商的遴選對象主動提出申請為前提的遴選機制，在遴選過程中增加談話和書面承諾等環節，并在委員的任期內根據其履職情況完善淘汰和請辭的退出機制。要求遴選對象主動提出申請，可以在一定程序上保證政協吸收到的熱心共商國是和政協事業的代表人士。在遴選過程中增設談話和書面承諾等環節，有助于了解遴選對象的申請動機和思想狀況，選拔真正愿意為民立言的心懷天下之士，剔除沽名釣譽的投機之徒。在政協委員任職期間，應根據履職情況進行評定，及時淘汰不能切實履職的委員，也督促因客觀緣故確實不能履職職責的委員主動請辭，增強政協委員的責任感。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通過上述三個方面促使政協委員切實履職，確保政協更好地發揮傳遞社情民意、問需于民、諫言為民、共商國是等作用，提升政協形象。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27期黨外干部進修班學員，現民建中央法制委委員，民建上海金融工委委員兼副秘書長，民建對外聯絡委秘書長兼副主任，上海市統戰部金山區掛職基地成員，金山區金融辦副主任（掛職），上海歐美同學會理事，浦東第六屆青聯委員，浦東工商聯第一屆青年商會理事，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評論》副主編兼執行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