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江蘇句容的農民江志根出現在村里，總會有鄉鄰跑過來問：“榮譽證書辦下來了嗎？”早幾年，江志根會昂起頭，一臉自信地說：“快了，快了！”而現在，當再聽到這個問題時，他往往沉默，兀自低頭趕路。2000年5月7日，江志根時年12歲的獨子江偉華在村里一個水塘中，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亡。當地公安機關認定江偉華的行為屬見義勇為，但因其“實施見義勇為行為時尚屬少年兒童”，因此對其“僅進行撫恤獎勵，不另發榮譽證書”。（5月17日《新京報》）

16年不懈的努力，一個為父者的良苦用意，在其心中死去兒子的榮譽高于一切。沒有一個“見義勇為”的榮譽證書，其行為就無法獲得“見義勇為”的官方肯定。因為只有一紙證書，才能讓孩子的行為得到升華，也才能讓其行為而得到推崇。一個名份之重，其實也一個人的價值之重，唯有讀懂當事人的良苦用心，那么才會為其16載的付出而給予理解與寬容，也才能真正走進一個失獨父親的內心，對其作換位式的觸及。

未成年人是否應當賦予榮譽證書，如果從保護的角度來說，當然應當堅持“不鼓勵、不提倡”，但并不意味著，這個原則要以不賦予榮譽證書作為前提，否則就背離了見義勇為的初衷，同時也是對當事人家庭的一種傷害，并成為情感的難以承受之重。一者，不提倡不鼓勵，并不代表當其有見義勇為的實質要求，那么就以此為由而拒之于千里之外。“兩不”原則是一條保護式的倡導，是基于沒有實施見義勇為的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所說，若是一個未成年人，在特定的時候采取了應急的方式，比如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救下了更年輕的伙伴，或者挽救了更大的經濟損失，那么其行為就應當被界定為“見義勇為”并被授予榮譽稱號。

二者，出于對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對于已經發生并是事實上的見義勇為行為，都應賦予行為給予安慰。必須肯定的是，見義勇為榮譽證書，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官方承認和肯定，并具有榜樣示范的作用，更具有情感慰藉的功能，而且后者必要性更為迫切。尤其是對于失獨老人們來說，一紙榮譽證書，可以讓他們內心更好過，也更容易紓解心中的痛苦。

三者，見義勇為應考慮“既往”這一基本事實。客觀說，從當年大張旗鼓宣傳和鼓勵賴寧式的見義勇為，到如今的不提倡不鼓勵，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不過，16年前的見義勇為認定，與今天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處于16年的當事人家人，顯然不能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如果法律有“不溯及既往”原則，那么對未成年人的榮譽認定，同樣應慮及這種客觀因素，否則的所謂的“保護”也會成為傷害。

四者，見義勇為的認定，應當考慮到其他地方的通行做法。目前，在是否給未成年人發放見義勇為榮譽證書上，全國各地執行的標準并不統一，各省之間差異很大，有認定的也有拒絕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應當考慮到全省的標準統一問題，省際存在差異還有情可愿，若是一省之內都兩套標準，那么顯然令人難以接受。

包括很多律師認為，對未成年人見義勇為行為作出肯定表態，可能會造成效仿，最終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長。很顯然，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說法，其實未成年人保護與榮譽賦予不應對立，賦予其名分也并不意味著就是鼓勵，其還有情感安慰的作用，只是在發放之時對外給予特別說明則可。現在網絡和資訊如此發達，證書的功能也完全可以細分化，給已死的見義勇為者一個名分，亦是對證書的外延式挖掘。（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