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臉譜化。雍正既不是唐國強飾演的‘千古一帝’，當然更不是陳建斌所演繹的‘陰險之徒’。作為清朝初期承前 啟后的一個君主，他有著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他在治國理政的成績上，確實可圈可點。特別是‘改土歸流’制度的推行，可謂開天辟地的舉措，為后來的乾隆、嘉慶時代帶來了穩定、和睦的民族關系。

化解以夷制夷弊端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對中央政權產生威脅因素的少數民族政權分為兩種， 一種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種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權，所以，之于清王朝來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已經被解除了，取而 代之的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如何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緩解當地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成為了幾位清初皇帝的心頭病。

土司是什么呢？就是由朝廷冊封的、負責當地治理的少數民族首腦，相當于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是世襲制。

中央政府一開始頒布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了解少數民族民風民情的人來治理少數民族地區，既能服眾，而且也不會與老百姓產生觀念上的溝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對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矛盾，而是將‘土司’作為中央政權與少數民族民眾之間的緩衝帶，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來，就會發生問題，其中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土司辜負朝廷信任，易‘父母官’成為魚肉鄉里的惡霸，造成少數民族民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 盾。前面講過，‘萬歷三征’中有一征，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楊興龍。此人作為世襲土司，不但不造福鄉梓，相反還欺男霸女，成為了鄉里的禍害。結果由于‘土司 制度’的保護，中央政府也無法將其免職，但少數民族民眾卻認為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員，如此違法亂紀，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間也時常因為信仰、風俗以及家仇族怨而發生械斗。尤其在云南、貴州與湘西等地，這種本不應發生的械斗卻時常發生。每一場械斗，帶來的都是成千上萬 人頭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護下，一方土司仗著中央政府不能將其罷免的特權，上述各類肆意妄為的事情是家常便飯，這自然讓中央政府威信掃地。自明代以 降，南方少數民族因為土司的專橫而多有不滿，時常釀起民變。

雍正帝執政后，云貴總督鄂爾泰面對難以忍受的‘維穩壓力’，向雍正帝痛陳土司稱 霸一方的禍害，并建議廢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職，旨在將一些作惡多端的土司的權力剝奪掉。‘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 令投獻為下策。’雍正帝聽從了鄂爾泰的建議，就此問題專門頒布‘改土歸流’政策，先在黔東南地區試行。可以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壯舉。

所謂 ‘改土歸流’，即將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動性、非世襲的官員即‘流官’取代土司。這個官員上任后，一旦政績不佳，或是因為倒行逆施激起民變，中央政府就直接就 地免職，更換新的官員上任。這雖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卻以法律的形式，客觀地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改土歸流’是中國封建王朝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管理的政治探索，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顯示出了雍正帝的開明、智慧之處。事實也證明，在雍正之后，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穩定程度是空前的。

前幾年，在云南地區田野考察時，偶得‘雍正通寶’一枚。我不知道這是否當時‘改土歸流’的見證，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寶’作為一般等價物在西南 邊疆地區的流通。史家一般認為，‘改土歸流’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改變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狀況。從社會史的角度看，‘改土歸 流’讓一部分西南少數民族部落從奴隸制度轉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們的封建化進程，是歷史的進步。對于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改土歸流’及其推 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寫進上下5千年的史書的。

一國錢幣多語拼音

隨手拿出一張人民幣紙幣，翻到背面，都有‘中國人民銀行’及貨幣面額的5種語言：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壯語與漢語拼音。這象徵著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前面已經講過，一幣印刻有多民族語，卻非人民幣首創，元朝就早已有之，在清朝已經形成規制。自‘順治通寶’以來，鑄幣正面以‘年號’加‘通寶’的漢文，加上背面標明鑄造地或面值的滿文，成為了清朝錢幣的主要特徵。（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