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4月2號凌晨2點，市民朱先生的大貨車在京港澳高速潭耒段發生了側翻，事發后，湖南路通車輛救援有限公司的施救隊將朱先生的貨車拖到了位于衡東縣新塘高速出口附近的衡陽車輛救援服務站。哪知不到20公里的路程，卻被告知需要繳納3萬6千元的施救費用。在交涉中，工作人員還聲稱一分錢都不能少，“嫌太多了你就報警啊，你不報警你是我孫子”。

從信口開河的“3萬6”，到秘密計算的“1萬8”，再到隊長親自計算出的“14880元”——朱先生在湖南高速遭遇的拖車費，真切經歷了詭異的“一波三折”。

天價拖車費的故事，實在是歹戲拖棚了無新意。霸氣抬杠、白條收據、拒絕解釋標準，收費的文件是“保密”的、獅子大開口的要價是“報警”也沒用的……更為吊詭的是，面對幾次三番不同的收費價格，救援站站長卻表示，“之所以有這種價格的出入的原因，是因為是不同的人來計算的。”待到東窗事發，監管者表示，京港澳高速代表了湖南的形象，對于這個事情，會要求相關單位嚴肅處理。

“不報警你是我孫子”的暴脾氣，只能說明此類收費不過是“冰凍三尺”。問題無非就兩個：第一，作為拖車收費的管理部門，對于此類動輒“3萬6”的漫天要價，究竟知情不知情？第二，說起來是“輕則停崗、重則清退”，今日東窗事發，相關部門究竟要祭出怎樣的罰單？對當事司機的維權成本會采取怎樣方式的救濟補償？

這讓人想起年初的一件事：去年11月，媒體曾報道，一位司機駕駛貨車于10月23日在北京杏石口路與另外一輛貨車相撞，后在交警協調下，從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車服務。兩車共花費12.87萬元，司機王允禮坦言“交不起”。兩個月過去后，12.87萬元的拖車費依舊無解。如果再往前翻翻，搜索引擎上數十萬“天價拖車費”的詞條，或者早就見證了此般亂象的紛繁雜亂。

事發后，輿情洶涌、民意沸反，地方物價部門回復投訴大致也只會說，“社會企業的拖車作為一種委托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只能與經營者協商”。這話聽似很有腔調，但一個重要背景需要厘清：高速公路上的拖車業務，并不是“想拖就能拖”的。準入門檻擺在那里，只有被允許的經營者才可進入，換言之，被服務者根本沒有同經營者議價的可能。那么，所謂的“市場調節價”，跟“壟斷霸王價”有什么差別？

天價拖車費這種小概率事件備受關注，離不開一個大背景：據公安部交管局統計，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機動車汽車保有量已達1.72億輛。根據推算，我國每年新增新車超過2400萬輛。如此海量的機動車行駛在馬路上，即便安全意識高漲，從概率上說，事故難以避免。而如果天價拖車費不死，則每個司機都有被宰的概率。

天價拖車費如“百足之蟲”，只能說，它是法治與市場的雙重恥辱。一個法治社會，司機合法權益不能被保障、拖車公司蠻狠要價而無懼警察（法），司法信仰與公平正義的“獲得感”如何從天而降呢？至于“市場價”的托詞，公眾固然要厘清“拖車”與“清障”的區別，在具體價格上摒棄“想象敏感”——但，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市場化的拖車公司，其價格上的合法與合理性，無須價值規律與市場規則的考量？價格規范之難、維權路徑之艱，經年累月的激憤，與天價拖車費一樣，成了“物聯網時代”的痤瘡。這“青春期”，太過漫長。

高速路算不算地方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我們奔走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道上，寄生性、打劫式收費，已經成為效率與公平的“梗阻”。交通部門要關注出租車與專車的江湖，但也別忘了“拖車費”問題遲早要有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