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前，中山大學附屬東華醫院官網上的一則消息透露了該院人事變動的情況：廣東省東莞市衛生計生局原副局長潘偉彪教授正式以該院院長的身份亮相。從今年1月初開始瘋傳的“衛計局副局長辭職下海”一事，至此塵埃落定。只是，此番潘偉彪“下海”，所去之地是其之前管理的醫療機構，這難免讓人產生“遐想”。對于此類“下海”官員是否應設“冷卻期”？（4月6日《新京報》）

官員離職已越來越非新鮮事。潘偉彪的辭職下海，在某種程度上堪為基層官員“華麗”轉型的樣本。其在擔任衛生計生局副局長之前，從醫生起步，先后擔任主任醫生、教授，公立醫院院長，可謂不離“老本行”。因此，媒體對其辭職一事也是多以正面典型來加以報道的。但是，作為衛生局副局長“下海”到其治下的私立醫院，這樣的轉型真的如此“完美”嗎？

在個人發展角度，從衛生局領導到私立醫院院長，加之此前的醫生出身，這確實是一次令人欽羨的“對口”跳槽。然而，公務員法對于官員的辭職下海并非沒有相關的限制規定，如“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盈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對照這一規定而言，潘偉彪直接從衛生局副局長任上跳至私立醫院院長的崗位，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恐怕得打上一個疑問號。

近年來，隨著八項規定執行和反腐的推進，官員辭職現象有所增多，在人才正常流動的角度，這確實有著積極意義。然而官員畢竟非同于一般個人，他們的離職除了要考慮自己的發展前途，還必須恪守相關規定。最起碼的一點，官員辭職下海不能成了對既有權力資源的一種“套利”和變現，相關規定所確立的2到3年的“冷卻期”正是基于此。事實上，在國外，對于政商、政學之間的“旋轉門”現象，也有著明確的規定，以防止不當的“權力遷移”。

隨著官員離職現象的增多，類似潘偉彪這般對口“跳槽”的官員，也早已非個案。此前有媒體在分析當前離職官員群體的去向時就指出，不少官員都是去到專業或行業對口的公司與企業，如從城建系統跳入房產公司任職。或是由于既往官員流動現象的確不多，對于這些官員的辭職下海，輿論多作出積極評價，而對于他們的跳槽，是否完全符合相關規定，卻多有忽視。此外，一些官員的離職更是以一種非公開的方式進行，往往公眾都是“后知后覺”。從制度執行與公眾知情權的角度，這無疑不正常。

要看到，一旦官員的下海建立在突破規則的基礎上，辭職前未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消磁，顯然難以稱為是正常的人才流動。因為一旦官員下海是謀求對權力的“變現”，其離職動機則已發生變異，這對于構建健康的市場生態和官場氛圍而言，都非好事。官員群體形成一種常態化的流動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帶著權力流動。也只有建立起了嚴格的利益區隔機制，才能為正常的官員流動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而在陽光下進行，經得起制度嚴格審視的“旋轉門”，才是為人所真正樂見的合理的社會活力。（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