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被性侵者遭遇“二次傷害”或再次傷害，也是社會公正和司法公正的一部分。“百色性侵案”中透露出來的灰色現實，理應得到立法機關和執法部門的關切。

被稱為“助學達人”的王杰，十年前創辦“百色助學網”，私人向社會募捐700多萬元，號稱資助貧困學生近4600人。2015年8月，王杰被人舉報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隨后被廣西警方逮捕。近日，百色市隆林縣檢察院以強奸罪、詐騙罪兩項罪名對其提起公訴。不過，此前堅稱會參加庭審的三名被害人并未如約出庭。更讓人震驚的是，她們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均為“零訴求”。

被害人陳述在中國刑事訴訟制度中，屬于獨立的一類法定證據。在性侵案中，被害人陳述還常常成為定罪量刑的關鍵證據。雖然強奸罪屬有關個人隱私的案件，應不公開審理，但刑訴法并未強求被害人必須出庭。對不愿出庭的被害人，法院也可不通知其到庭。從法律上看，“百色性侵案”被害人的集體缺席庭審，并不影響案件審理。被害人陳述的常見證據載體是“筆錄”，而非當庭陳述。在證據效力上，兩者并無實質區別。

三位被害人都缺席庭審的背后，最主要原因可能是擔心遭遇“二次傷害”——甚至是“再次傷害”。此次事件曝光后，被害人的生活已經受到了不少影響。更有甚者，有記者從一位被害人的QQ空間扒走了她與妹妹的合影，配發在報道中，還輔以文字說明“被王杰性侵過的女童”。這傷害的就不僅是被害人了。雖說個別無良記者的行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這樣的傷害足以讓被害人對社會保持高度的警惕，當然也包括她們對參加庭審的警惕。

“百色性侵案”中的被害人“零求償”也并非三人本意。一名被害人的援助律師道出了其中痛楚：“不是我們不想要相關賠償，而是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即使我們提了，也無法拿到一分錢！所以只能放棄。”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是為節約訴訟資源、方便當事人訴訟而設立的。但在司法實踐中，這一“附帶”程序的效果卻很不理想，其中最受詬病的就是被害人實際獲得的賠償極少。除了執行難，在立法層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存在先天不足，因為它只允許被害人就人身受到傷害而導致的物質損失提出主張。在諸如性侵案這樣的具體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的性自主權和貞操等無法外化為“物質損失”，因而常常被排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求償范圍。對于被害人來說，向加害人提出求償“物質損失”無異于再一次傷害。

在輿論關注和司法處置過程中，避免被性侵者遭遇“二次傷害”或再次傷害，也是社會公正和司法公正的一部分。“百色性侵案”中透露出來的灰色現實，理應得到立法機關和執法部門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