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機維護路權，不意味著立時可見的正義，也不意味著果斷出手報復有理。維護路權同樣不能成為“路怒族”的托詞，也絕不可以成為司機放手冒險的理由。如果人們相信可以通過私力救濟實現“報應不爽”，那么可靠的公共安全將永遠難以實現。

3月5日，廣東東莞一輛大眾轎車被后面一輛比亞迪轎車撞翻，交警認定前車違法變道負全責。后車車主唐某將行車視頻傳上網，稱自己是在維護路權，“只要對方全責就去撞”。東莞市中堂交警大隊對此成立專案組，啟動重新調查程序，查實雙方不存在追逐競駕，排除了后車車主故意撞車的嫌疑，所謂“撞過7輛車”只是吹牛。警方維持前車車主負全責的定性。

此事發酵數日，交警部門雖已有定論，輿論卻仍然爭執不休。即便交警部門重新進行了調查，決定維持之前作出的定性，但就具體的事實及細節認定，仍不能說完全沒有值得質疑之處。比如，唐某所傳行車視頻顯示，比亞迪車曾兩次加速以制止大眾車變道，這是否構成了“追逐競駕”行為？又如，唐某稱自己撞大眾車之前踩了剎車，做了安全避讓，但他在另一個場合又說自己做過利弊評估，“只要對方全責就去撞”，加之已發生雖踩剎車仍然撞上前車的事實，其故意撞車的嫌疑能否完全排除，也有繼續調查的必要。

從“撞過7輛車”到“只是維護路權”，當初夸夸其談惹禍，如今義正詞嚴地發聲，作為整個事件的當事人，處在風口浪尖的唐某，一直可算是語出驚人。恰是這種激烈、執拗的話語風格，讓公眾見識了一名非典型“事故受害者”的鮮明形象。于是，公眾關于其人其事的討論，也變得愛憎分明而情緒激昂。

很大程度上，“撞翻變道車”一事所引發的熱議，喚醒了許多人快意恩仇的原始沖動。他們通過替唐某辯解并力挺唐某，來宣泄由來已久的壓抑，重申一種睚眥必報的“正義觀”。所以如此，實則有著很深厚的現實背景：在我們周邊，隨處可見違規駕駛的不良司機，隨時上演著你爭我奪的馬路大戲。畸形的秩序內，耍橫斗狠者如魚得水，安分守己者落寞失意。于后者而言，總歸要找到一個出口，來宣泄積壓已久的憤懣和不滿。

當司機群體悄然間分化成“耍狠者”和“失意者”，全社會的駕駛文化便注定變得憤怒和偏激化。于是如我們所見，一部分人越發得寸進尺，繼續將各種違章駕駛視同兒戲；另一部分人則忍無可忍，終于也走上了“與人斗狠”的反擊之路……在路權不被尊重的年代，“路權”便愈加敏感與珍貴，唐某的一句“維護路權”，很容易就激起廣泛的共鳴。一些人很容易從中產生“代入感”，并享受著某種“惡有惡報”的快感。

可理智地看，上述“路權觀”當然站不住腳。倘若打著維護路權之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將他人車輛撞翻在地，那么還有何安全感可言？行人闖紅燈也是在侵犯路權，但開車的人就可以向闖紅燈者迎頭撞上去嗎？顯然不能。駕車者維護路權固然沒有錯，但對于那些違反交通規則的行人或者車主，讓其依法依規負全責的前提應該是，在采取了必要措施后，依然無法阻止交通事故的發生。就像此次“撞翻變道車”事故，乃是根據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采信比亞迪車主不是故意為之，才依法判定大眾車負全責，但假如比亞迪車主是惡意為之的話，恐怕事故的具體責任厘定，遠非現在這么簡單。

在現代社會，很多權利的實現都轉移到各類專門的“代理機構”，比如交通管理部門的職能之一，就是依法維護交通秩序，以保障交通參與者的權利。在比亞迪撞大眾案中，即便后者司機唐某認定前車違規實線變道，也完全可以保留證據，向職能部門尋求援助，藉此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司機維護路權當然沒錯，但這不能成為向違法者惡意施懲的理由。盡管我們都痛恨開車變道等各種交通違規行為，但亦需要認清楚維護路權的本質和前提，而不能不分具體情況就縱情高呼“撞得好”。

司機維護路權，不意味著立時可見的正義，也不意味著果斷出手報復有理。維護路權同樣不能成為“路怒族”的托詞，也絕不可以成為司機放手冒險的理由。如果人們相信可以通過私力救濟實現“報應不爽”，那么可靠的公共安全將永遠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