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九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古典文學專家、文獻學家傅璇琮先生的遺作，是為一位青年學者的新著所寫的序。文中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他晚年對于古代文學問題學研究的新思考，富有學術價值和指導意義。本刊擷取部分內容發表，以饗讀者的同時，亦為紀念。

——編者的話

傅璇琮

谷曙光君是近十余年來與我過從最為密切的青年學者之一。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經過多年的打磨、增訂、修改，就要正式出版，問序于我。我雖日就衰疲，但很愿意向學術界介紹曙光君的這本新著。

2000年，我在為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所作序言中談到，學術界的古代文體學研究屬于薄弱環節，而文體學對于整個古典文學研究，有著不可忽視的完整學術結構的意義。當時是有感而發。短短十幾年后，文體學已日益成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亮點和熱點，取得重大進展。

傅璇琮筆跡

《唐代詩人業考》傅璇琮著

文體學研究的路徑，除了單一文體研討，還有文體關系、文體系統、文體理論、文體學史探究等。我想，如果要在文體學研究中追求較大的學術格局，提升文體學的研究品質，或許斷代文體學綜合研究，是特別值得思考和用力的領域。唐宋是古代文學大放異彩的時代，文備眾體，成就極大。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獨占六家，而且宋人多駢、散兼擅者。宋詞成為宋代一代之文學，宋詩的成就亦有目共睹。新興的話本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前景美好。故以宋代文體學作博士論文，研討的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但難度也是可以想見的。

宋代文獻浩繁，那么多文體，那么多大家、名家，問題又是那么繁復瑣碎，曙光君如何搭框架、定結構、闡義理呢？一個青年學者能否駕馭較宏大的論題？看完本書的緒論和目錄，我由是釋然，無復疑慮。此書可謂是對斷代文體學研究學術范式的一種新探索。曙光君的處理是宏觀與微觀結合、綜括與辨析并重，既有全局，又有重點，顯得頗為游刃有余。全書導論、上編第二章和下編第四章、第五章，都屬文體理論方面的宏觀綜括性章節，也是迭出新意，見出功力的重點章節。宋代文體系統與關系一章，從縱、橫兩條線，梳理宋代文體的多元并存格局，縱向方面，指出詞是宋代一代之所勝；橫向方面，宋代又是以散文為中心的時代。這一章重點論證了宋代文體以散文為樞紐，顯出四通八達的變化。我以為，這是宋代文學、文體研究中的大問題。此前，除前輩學者胡小石論及外，無人做深入的研討。曙光君知難而進，對此做出歷史稽考和理論分析，尤其在深入探尋散文何以成為宋代中心文體時，基于“文體構成素”、文體族群、文體系統之分析，層層論證散文類同宋代文體中之“自由人”和紐帶，其見解特具創新之功。這一問題實應引起宋代文學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其書論宋代文體學的核心問題一章，也是時見新意的。作者從何為宋代文體學核心問題談起，到宋代本色理論與破體實踐的錯位和糾葛，再到宋代文學巨匠借破體開辟文學新貌，破體與詩論中之“活法”關系，以及本色與破體的宋代文學史意義等，材料翔實，思路清晰，逐層推進，論證得力，從整體上提升了本書的理論層次。通常，文學史以人為綱，以時為序，較多平面化的敘述，缺少的，恰恰是通過對文體流變的研究，進而對文學史相關問題進行宏觀思辨性的觀照。我以為，這是比較精彩的兩個章節，不啻將當前的宋代文學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曙光君的新著，我不但早就全部通覽，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在修改成論文發表前，我也是“第一讀者”。在論文修改充實的過程中，我充分感受到曙光君對學術的熱愛和鉆研的執著。這里試舉數例。單一文體研究方面，書中的露布、教坊樂語、青詞等，都是值得關注的篇章，諸節以文體形態為核心，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討文體，關注古代的政治軍事、禮樂制度、宗教民俗等賦予文體的特殊文化意蘊。其中對唐宋露布流變的梳理和文學價值的分析，頗具功力，不人云亦云，糾正了學術界長久以來的訛誤；對教坊樂語的概念辨析、體制分析等，鉤玄提要，亦有見解心得；從道教青詞的“誠”字入手，探討古代文人心態，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上述個案研究，不論從持論的眼光，還是斷事的態度，抑或行文用語，都顯出相當好的學術素養，讀來使人有落英繽紛之感。我想，如果不是篤志讀書，細心涵泳，是很難發現問題，并有所創發的。

此書有意識地把文體研究與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結合起來，表現出作者開闊而敏銳的思辨能力。如“以論為記”與宋代古文革新一節，專門考察宋代記體文的變化出新。記體向以敘事為本，宋人以議論為記，讓記體開疆拓土，得以極變化之能事。論述至此，似乎也可以了。但本書又宕開一筆，將“以論為記”作為視窗，上升到宋代古文革新的層面，從文學史的高度論述其意義，這對我們認識某一文體的創新與整個文壇的變革，點與面、局部與全局的關系，無疑具有啟發意義。又如書名中的兩個關鍵詞——貫通與駕馭，我以為也是深思熟慮后的學術結晶。蓋宋代文化的大環境為會通，宋代的文體系統又開放，而宋人則游刃有余地駕馭各種文體，調和燮理，左右逢源，宋代遂得文備眾體，文壇亦繁花似錦。故此二關鍵詞是能抉出宋代文體學真精神的。

附錄中韓、柳駢文和中唐駢散互融問題一文，其反復修改過程，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早在兩年前，吳小如先生和我就看過初稿，原本是單寫韓愈駢文。我提出建議，希望論文以韓愈為主，加強對中唐駢散關系的論述，以提升論文的品質。曙光君虛心接受，先后數易其稿。后來，曙光君的論文被學術期刊接受，很快就要發表出來。出于慎重，他再一次請我提意見。鑒于其中所引文獻論據皆“韓柳”并稱，于是我又向曙光君提出修改建議，可否合論韓、柳兩家駢文，再闡發中唐駢散交融之趨勢，這樣論文會更立體豐滿。曙光君不憚煩瑣，又細細研讀柳宗元駢文，對論文進行改寫、充實、增刪、完善。

這部書稿，讀起來并不費力。撰寫學術著作，豈是易事，亦如同精雕細琢一件藝術品。有時想法很好，但如短于表達，豈不成問題。學術著作首先要讓人能讀下去，而曙光君的這本書不但讓我讀進去了，更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學術享受。其中歷史的考察、理論的思考，讓此書具有了一種綜括一代文體、文學的宏觀視野，進入到一個較高的學術層面，啟迪讀者的深切思考。

我與曙光君相識，始于2001年，那年春天，我應著名學者劉學鍇、余恕誠二位教授的邀請，到安徽師范大學參加中國詩學研討會。在大會開幕式上，我做了即席發言，就新世紀中國詩學研究談了幾點意見。會后，余恕誠教授告訴我，他已安排學生將我的大會發言整理出來，請我過目。我通讀了整理稿，感到整理者水平不錯。蓋我事先未準備講稿，乃即席發言，而我平素又訥于言，講得不免凌亂。整理者卻既忠實于我所講，又遵照我的原意略加發揮，修飾潤色，圓滿完成了這個任務。整理者不是別人，正是曙光君。

后來，曙光君在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們不時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見面。曙光君拿到博士學位后，進入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任教。湊巧的是，我也被榮幸地聘為國學院的學術委員和特聘教授。于是我們“一老一小”，開始了一段共事之緣。

那幾年，我偶為國學院諸生講座，已經是教師的曙光君卻來認真旁聽。學術期刊《文藝研究》開設名家訪談欄目，請他約我訪談。我記得2008年冬，利用一次在北京友誼賓館開會的機會，我們先共進晚餐，邊吃邊聊，之后再到房間暢談，愉快地完成了訪談。后來曙光君整理的訪談稿，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為題，發表在2009年第3期《文藝研究》上。他將陳寅恪評價王國維的話，轉用于我身上。對于曙光君的謬贊，我愧不敢當。發表時，曙光君用了筆名，我問他為何不用本名。他表示，雖然與我很熟，但只能算作私淑弟子，他又年輕，本無資格對我訪談，故不是最佳人選。如用真名，怕有故意借重之嫌。我聞聽后，深感曙光君的淡泊誠懇。

2013年元旦前后，人大國學院特意為我八十壽辰舉辦了祝壽會。事先告知時，我堅辭不獲，后只得勉從眾議。在國學院工作的這些年，我頗感身心怡悅，特別是我指導的學生，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與“北京市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在我晚年是為快事。學院贈送我一方很好的印章作為禮物，還擬了一副壽聯，請學生書寫送給我，以彰顯師生同事之誼。文辭是“文如秋水涵空照，情作春泥護晚花”，后來得知，這是曙光君的手筆。祝壽會后，又是曙光君送我回家。那幾天北京大雪，路面濕滑，下了出租車，走到我家門口，一段不長的路，竟然全結了光滑锃亮的堅冰。曙光君攙著我，深一腳淺一腳地把我送上樓。事后我想，如不是他送，這短短的一百米，我真沒辦法走過去。

年紀大了，難免懷舊。因往事縈懷，借為曙光君之新著作序，拉雜寫下這些竹頭木屑，不過是雪泥鴻爪之意罷了。

2014年8月，我多年的摯友余恕誠教授在京逝世。我因在病中，并不知情，還是曙光君通知了我，我一時在電話中哽咽，讓他代我向家屬致哀悼之意。放下電話，更覺心中隱隱作痛，不禁想到李義山《哭劉蕡》“黃陵別后春濤隔，湓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諸句……我們這一代學者，正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是規律，無法逆轉。

三十余年來，我為學界、出版界友人先后撰寫了上百篇序言，其中有比我年長者，也有年歲差不多的平輩，更多的是中青年學者。但是曙光君這一篇，確乎情感不同。我覺得曙光君在青年學者中，對我的治學經歷和路數是相當熟悉的，堪稱我的學術知音。這部宋代文體研究專著，體現出一個青年學者的開拓胸襟和探索精神。學術事業需要薪火相傳，尤其是文史哲等傳統學科，更加講究師承傳授。毫無疑問，為人和為學兩方面都很秀穎的曙光君，在青年一代中有厚望焉。我誠懇地期待，更多富有學術朝氣的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理想遠大，或為孔門之顏回、曾參，或為南岳下之馬祖道一，別有生發，能自樹立，將中華文化視同性命，以良知傳往圣先賢之絕學，以妙筆闡華夏文明之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