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五部門下發《關于開展部分重點城市高校及其周邊復印店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要求全國40個重點城市嚴厲打擊高校及其周邊復印店的盜版復印活動，遏制住日益蔓延的校園盜版勢頭。記者近日走訪在京多所大學周邊復印店，發現大多數店家仍在公開承接“私人訂制”復印教材業務，甚至有店家電腦里囤有上百份電子版教材，“班級”團購生意搞得風風火火。（3月14日《北京青年報》）

教材盜版復印，實則一直存在。只不過，隨著此類現象愈演愈烈，隨著相關出版社持續維權，其才引發了廣泛關注。此番，數部門聯合發文，針對高校打印店展開“打擊盜版”專項行動，可謂正當其時！在相當長時間內，執法的疲軟，以及司法追責的不暢，已經使得“教材盜印”變得司空見慣。適時予以專項整治，既是為了制裁具體的侵權行徑，更是為了重申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立場。

從執法實踐來看，打擊教材盜印，顯然還存在著種種難題。比如說定性難，如何區分是“合理使用”或是“盜版侵權”，就深深困擾著相關管理部門；再比如說，舉證難、索賠難，著作權人和出版社的損失無法精確量化，導致后續難以對“打印店”索取賠償……此外，尤其糾結的一點在于，作為復印教材的使用者，學生個體很少能被認定為是“侵權者”；然而從客觀上看，當眾多學生不約而同使用復印教材，又的確構成了對著作權人的利益侵害。對此，又該如何理解？

現實執法過程中，只有在復印店現場查獲“復印教材”，或者獲取明確的“盜印盈利”的證據，才能坐實侵權的事實。但，若要做到如此無疑困難重重，這客觀上導致執法威懾力嚴重不足！再加之，“買一本復印教材比新書省一多半的錢”，更是使得復印教材的生意供需兩旺。令人遺憾的現狀是，不少學生并不覺得復印教材有侵權之嫌，他們只會將之描述成應對“高書價”的無奈之舉。

那么，高校教材定價到底高不高？相較于政府定價的中小學教材，相較于動輒打折促銷的暢銷讀物，大學教材的價格當然高出不少?？墒且矐摽吹?，這種相對的“高價”同樣有其道理。首先，專業性極強的教材銷售面較窄、預期銷量有限，單本定價自然不會低；再者說，由于多數課程往往是指定教材，這種唯一性注定了不存在替代品，導致其售價有底氣處于高位；而除此以外，即便單從智力付出和著述難度來看，教材寫作者也有理由獲得合理的回報。

“教材太貴”絕不是盜印的理由，更不用說所謂“太貴”之說也許本就不成立！對于智力勞動的尊重，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本應是一種先決性的價值信仰。可是，在一些人看來，其竟然成了功利計算之后被首先舍棄的對象——因為教材盜印存在已久，我們便想出種種理由將之“合理化”，這實在是太過悲哀的想法。但愿這一次的專項整治，能夠轉化為一種長效的治理路徑，并喚醒人們內心深處對于著作版權的真正敬畏。（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