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我們必須走好的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不二法門

葉小文 資料圖片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作為各民主黨派的聯合黨校，2016年3月1日，在新建的大樓里，聳立起一組由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雕塑大師吳為山先生創作的雕像《窯洞對》：毛澤東與黃炎培神采奕奕地走出延安窯洞，暢談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問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席陳昌智說，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2月走訪民建中央時，特別談到了毛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率”的一段對話，說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黃炎培也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屆學員。那一精彩的歷史瞬間，經典的歷史對話，經過后來也當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員的藝術大師吳為山的精心創作，就神采奕奕、音容宛在地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永遠定格了。

哲人其萎，警鐘長鳴！

民主，我們必須走好的一條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不二法門。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今天的中國，民主這條新路怎么走？

世界眼光正向著如日東升蓬勃發展的中國聚焦。既有百花爭艷，也有鶯飛草長。既有萬眾一心，也有吵吵嚷嚷。中國，能夠持續發展、避免功虧一簣嗎？聚焦的眼光，有驚嘆號，也有問號。中國共產黨執政時間長了，事業紅火了，“環境漸漸好轉，精神也就漸漸放下”者不乏其人；“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實令人堪憂。在新環境、新常態、新形勢下，我們找到這條民主新路了嗎？

民主是具有歷史性的。西方學者把西方民主模式稱為“自由民主”，其實西方民主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也都是“非自由民主”，其“普選權”也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實現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在探索，主動或被動地充當西方民主制度“實驗品”的都有，結果政治動蕩、經濟停滯、民不聊生。一系列嚴酷現實告訴人們，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新路，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避免“其亡也忽焉”的關鍵。

我們的民主新路，要和平、穩定的民主政治，不要暴力連連、社會動蕩；要統一、和諧的民主發展，不要國家分裂、一盤散沙；要繁榮發展的民主建設，不要經濟停滯、生活倒退；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民主政治，不要官員腐敗、政府變質；要吸收人類民主政治建設共同文明成果，又與本國實際結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避免封閉保守、簡單照搬。

我們的民主新路，要有中國特色、中國創新。人民民主的實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執政，不是代替人民當家作主，而是保證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以實實在在的民主形式，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保證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

中國的民主實踐和創新，既有選舉民主，也有協商民主。上世紀90年代，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論，宣稱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但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國家，政治分裂、國內動蕩成為普遍現象。西式民主并未能像人民期待的那樣，其中原因值得探究。中國道路的答案則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全面深入推進協商民主。

現代治理和協商民主相輔相成，都依托于民主的深化，都遵循“官民”合作與共治的相同邏輯。沒有協商民主，就很難有有序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就很難有持續互動的溝通對話，就很難有廣泛的共識、科學的決策，政府因此而缺乏必要的權威，那自然就談不上有效的治理，更遑論善治。

協商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渠道，就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的實際問題進行廣泛協商，以求增進共識、增強合力、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工作機制。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化體系，滲透到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以及基本單位政治生活中，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協商，即：政治協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國家重大事務進行協商）、社會協商（執政黨、人大、政府等國家權力中樞與社會公眾、社會組織就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實際問題進行協商對話）、基層協商（基層領導機構與基層廣大群眾之間進行的一種協商議事和對話的制度）。其中，人民政協以其鮮明的特點和獨特的功能，成為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

中國,正以一條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