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北京女法官被槍擊一案，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無論本案具體情況如何，這都是一起典型的反社會犯罪，它不僅反映出中國社會在轉型時期的法治建設仍然面臨著艱巨的任務，而且折射出中國社會距離現代法治社會仍然有一段相當漫長的路程。

　　首先，傳統農耕社會對現代正當程序的忽視仍然嚴重妨礙著中國法治的進程。在以程序公正、中立裁判為根本的現代化法治體系中，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的司法實踐，在許多情況下與傳統社會要求的偏向弱者、情大于法的思維慣性存在沖突。在司法援助不到位的情況下，處于弱勢一方的當事人，極容易把由于知識、資源等方面的劣勢所帶來的敗訴結果，歸咎于法官個人沒有主持公道，而因此對法官產生針對性的強烈怨恨。在近幾年中，由于這種極端情緒所帶來的對法官個人的人身傷害，不僅屢見不鮮，而且還在某種程度上對民間偏激情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次，在近幾年的法制建設當中，中國司法的權威仍然為相當多數的社會成員所輕視。這其中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中國社會是一個講情面、講關系的社會，法院往往為各種情面、關系所束縛，獨立性不強，這讓一些人認為司法權威不過就是那么回事情。第二方面，法院在公、檢、法三家當中，強制力量最弱，通常很難對當事人的對抗行為進行嚴厲制裁。一些法律意識不強的社會公眾不僅很少因為其抗法行為得到嚴厲的懲罰，反而常常以鬧迫法，嘗到“會鬧的孩子有奶吃”的甜頭。第三方面，中國司法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僅長期受困于判決難以執行的尷尬局面，而且由于重調解輕判決的關系，往往還不能嚴格執行判決。法院在大多數案件中成為調和雙方的居間人而不是法律的維護者。

　　概括來說，中國法院的權威危機，歸根結底來自于以理不能服人，以力不能制人，判決難以執行，調解中常常處于兩頭受氣等多方面的因素。只要這些方面沒有改善，那么中國司法系統應有的尊嚴就難以實現。

　　最后，在我國的司法改革中，過度強調了對司法人員的監督，而是忽視了對于司法人員的保護。現在的大多數司法改革，強調的都是如何投訴、如何監督、如何追責，卻很少著眼如何保護法官的獨立性、積極性與職業的尊嚴。一方面，坦率來講，大多數錯案的原因往往并非法官的個人腐敗，而是其他方面對法院施加了影響所致。法官不能獨立判案，甚至被一些地方政府指定判案，可最后卻要個人為案件承擔終身的責任。這樣的情況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中國的司法人員負荷之重舉世罕見，一般法院的一個法官年審案要２００起以上，北上廣等大城市甚至達到了３００起以上，這不僅讓法官長期處于超負荷的工作狀態，嚴重影響了法官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生活，而且也讓法官在案件審判的過程中，難以充分耐心細致地說服教育當事人尊重法律。與歐美社會不同，中國的法官更像流水線上的超負荷工人，而不是傳說中的司法貴族。最重要的是，在以菲薄的待遇承擔了極其繁重的工作任務之后，中國的法官甚至連人身安全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在近幾年，由于社會安全局勢的嚴峻，中國許多法院都增加了安檢，但是其立意點往往是保護法院而非法官。法官下班出了大門，幾乎與普通人一樣。可是法官與普通人最大的差異，就在于他始終處于高度緊張的社會矛盾之中。法官要自學防身術，要自學反追蹤，要善于隱藏自己的家庭于蕓蕓眾生之中，這樣的狀態，又談什么尊嚴呢？

　　中國的法治大環境還很不健全，但這種不健全恰恰是需要給予中國法官特殊待遇、特殊保護，而不是讓他們遭遇特別風險、特別壓力的理由。最近一段時間許多法院出現了法官離職潮，一些人不去從待遇上留人、安全上留人、尊嚴上留人，卻想著限制工作、強制留職的“好思路”。這只會讓“司法民工”進一步異化為“司法農奴”，這種思路其實不過是傳統社會“兵戶”制度的翻版，他不僅無助于法治尊嚴的實現，反而可能把法官變成某種“賤籍”。

　　（儲殷　作者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