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回江西農村老家，一個感覺越來越明顯，除了麻將和打牌，很難將一年到頭外出打拼、只在春節短暫歸家的游子攏到一起。據報道，在一些農村地區，有人甚至在這樣的聚會上將一年的辛苦錢輸個精光。尷尬的是，這種“交際方式”，即便在親朋好友之間也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式。

出現這種現象，所謂攀比心理、文化活動匱乏只是表層原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農村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宏觀上看，許多農村尤其是中西部農村的經濟利益，與關聯的城市越來越密切，而更少地依賴于身邊的村莊共同體。微觀上講，農村內部的經濟權力發生了轉移，年輕人更多成為家庭決策和社會交際的代表。從同一個地方走出去的人，相互間依然熟悉，情感眷戀還在，但大家最重要的資源不在村里，利益關聯弱化了，心理距離拉大了，做事方式也不一樣了。春節匆匆回鄉找不到原來的感覺，只好采取打麻將等便于群體參與、能維持共同體形式，卻缺少深入情感分享的交流方式。

如果說，以前的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今天的農村用“半熟人社會”來形容可能更合適。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建立在一個自足的規則體系上，人們依靠熟人圈子的延伸，基本可以實現經濟合作、情感交流、價值歸屬等需求。如今，農村大量中青年外出務工經商，只在回鄉、過年時短暫的互相凝眸，不僅在經濟方面失去共振，也帶來了溝通障礙，讓達成集體共識的窗口期變得更短。

農村公共事務組織形式的這種變化，不意味著從此無所作為。事實上，由于個體經濟實力的普遍增強、文化歸屬感的號召及政府投入的加大，近些年許多農村在修公路、修祠堂等公共硬件設施的建設方面，反而取得了之前未能實現的突破。只不過，這種合作方式，更多基于個體利益和情感的短暫聯合，而不是集體內部的長期互助。

有學者指出，所謂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從農村視角看，上述經濟生活的轉向，最重要的影響不在經濟層面，而是讓農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作為一個整體變得難以運轉。今年回老家，發現大部分家庭的樓頂上都裝著一個水箱，用小水泵抽水替代實現自來水的功能。這并非因為每家每戶打井、裝小水泵是最經濟的方式，而是同一個村莊在經濟發展方面不同步了，而村集體卻缺乏有效的幫扶手段和協調能力，村民在這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只好各自為戰。

作為文化的生活方式，上有共同的價值目標，下有各種經濟社會條件在支撐，三者結合在一起，左右人們的選擇。當前農村的半熟人社會，更像是一種過渡形態：價值共同體尚存，但與之配套的經濟社會基礎發生了錯位。從發展趨勢來看，一個方向是提升城鎮化的質量，讓這部分人口徹底被城市吸納。在不少農村，“至少在縣城有套房”已成為結婚標配。從這個意義上講，“鳳凰男”和“孔雀女”能否成為良配要看緣分，而農村現代化和城鎮化則注定是同一屋檐下的伙伴。當然，廣袤而多樣的農村，還有別的可能性，比如江浙沿海一帶的農村，在演進到更高生活水準的同時，實現了農村的再組織。

其實，不論城鄉，無論社會朝哪個方向轉型，都需要為人們的行動建立一些“可靠的路標”，重建一個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規則和制度不只是向熟人允諾的，也預設了那些同在一片藍天下陌生人的存在。因此，在實現現代化的路上，始終把城市與鄉村視為一個文化共同體，基于新生活方式重構文化傳統，高品質的生活才會與美好的德行相伴而行。（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