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1942年4月18日，美國空軍首次轟炸日本東京等城市，這次空襲是由杜利特爾(又譯作杜立德)中校率領的16架B-25轟炸機，從離東京800海里的美國“大黃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空襲了東京、橫濱、名古屋等地，轟炸了多處日本軍事設施。

美機完成任務后，按照預定計劃，在浙江省衢州機場降落。但由于種種原因，找不到安全著落的目標，最后因燃料耗盡，棄機迫降。除有兩架飛機不幸落入日軍占領區外，大多數被迫降落在浙江沿海附近一帶，杜利特爾指揮的轟炸機機組5名成員跳傘降落在浙江省西北部臨安縣的天目山麓。當地軍民積極開展營救工作，并予以美國飛行員很好的照料，最后將他們安全送至后方。

本文作者朱學三當時是一名教師，全程參與了此次救援行動，并任翻譯。

獲救時的杜利特爾（前左四）、波特（前左五）等人。

誤會初釋

1942年4月19日清晨，我正在用早餐時，突然跑來幾位鄉親告訴我：“碧淙村發現兩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說話哩哩嚕嚕。昨晚聽到飛機墜毀巨聲，會不會是德意日軸心國家的降落傘部隊?”又說：“保長俞根生朝天開了槍，將其中一人綁了起來。”我聽了意識到有誤會的可能，便反問道：“能吃準他們是敵人的傘兵嗎?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同盟的美國與我們并肩作戰，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鄉親們說：“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跑來找你。你上過洋學堂，懂得外語，請你馬上去看個究竟吧。”這個要求，我感到有些為難，因為自知所學的一點英語是無法充當現場翻譯的。但又認為這個窮鄉僻壤的山村，有誰能勝任呢?在責任感的驅使和眾人的慫恿下，我放下飯碗，跟著幾位鄉親向碧淙走去。

天正下著蒙蒙細雨，約走了一里多路，望見了義家畈那邊有眾多群眾迎面而來，幾個肩挎步槍的人為先導，押著一高一矮的兩個外國人，其中一人還用繩索反剪著雙手，另一人步履維艱，大約受了傷。我們加快步伐，逐漸看清了他們一身飛行員裝束，卻無可供識別國籍的標志，看其臉相膚色屬歐美白種人。究竟是哪個國家的人呢？我懷著試探的心情，首先向他們打招呼：“Howdoyoudo?”沒想到話音剛落，他們立即露出希望的眼神，回答了我同樣的問候，給我增強了信心。當我初步弄清楚他們是失事的美國飛行員時，我隨即叫押送人員松綁，同時向這兩位飛行員解釋誤會，表示歉意。

事后我才知道，18日傍晚，這兩位飛行員棄機跳傘后，隨風飄落在碧淙溪畔，一個降落在碧淙村前山坡上，腿部受了傷，另一個降落在溪后畈，他倆在野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們摸進村里被群眾發覺，告知保長俞根生。保長用步槍朝天開槍威嚇，繳下一名飛行人員的左輪手槍，又用左輪手槍對空連發幾槍，把一名飛行員捆綁起來，連同另一名飛行員準備解送去西天目山。

了解情況

我熱情地請他們到我家去洗塵，又讓俞保長到區里去報告。這兩位飛行員在我家廳堂里飲著清沏的天目新茶，鄉親們抱著新奇的心情前來看熱鬧，擠滿了廳堂。大家滿面笑容以表友好，兩位飛行員惶惑與驚恐的情緒也逐漸消失了。這時經人提醒，我立即端出現成的中國式肴饌來待客。可是，他們不會使用筷子，菜飯挾不到嘴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請家母燒煮了一小鍋雞蛋，請他們剝而食之，他們這才津津有味地飽餐了一頓。

由于我英語會話水平有限，只得輔以筆談或借助手勢進行交談，才搞清了以下幾點：第一，知道他們是轟炸日本東京后飛抵我省上空，因聯絡不上衢州機場的訊號，在燃料耗盡的情況下棄機跳傘的；第二，他們駕駛的是指揮機，全機5人，領隊是杜利特爾中校，跳傘是循著天目山這個目標進行的，估計都落在這一帶附近地區；第三，身體較矮的叫勞昂埃特（或譯為弗雷德·布魯默———編者注），是駕駛員，高個者叫帕脫爾·亨利（或譯為亨利·波特———編者注），是射擊手。前者跳傘時被毛竹和樹枝扯住了，忙亂中卸脫傘鉤時受了傷；第四，他們疑惑和惶恐的情緒表露，不知降落在什么地方，是敵占區還是國統區?經查閱航空地圖，才看到地圖上臨安與余杭毗連之間標有一條明顯的紅色警戒線。

機組成員均已找到

我們臨安縣此時已遭受了日軍二次鐵蹄蹂躪之苦。群眾聽了我的翻譯，告訴他們已將日本東京炸得一片火海時，大家激于義憤，同仇敵愾，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氣氛活躍起來了。這時，有的敬煙，有的敬茶，兩位飛行員也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他倆滿面笑容地站起合掌表示致意。

正當大家沉浸在歡樂之中，突然又有人來報告：在射干發現一個外國人，要不要送來?我一時拿不定主意，幸好俞根生陪著苕云區區長李關安來了，我隨即向兩位飛行員作了介紹，并把在射干發現一個外國人的情況向區長作了匯報。因為區長不懂英語，對我的匯報持懷疑態度，但最終還是相信了。他隨即宣布：馬上護送去浙西行署，由他親自帶隊，并要我同往，至于在射干的一位飛行員叫他在路上等候。

時近中午，我們只帶了煮熟的雞蛋，就踏上去天目山的路程。從由口到東社，不過3華里，過了烏石橋，聽到鑼聲和斷續的土銃聲。走到村口，看到山腳下圍著幾十人，正在起勁地鳴鑼，放銅銃、打土搶，還伴著陣陣吶喊聲，氣氛顯得十分緊張。我們問道：“既然搜山，為什么不上山去?”有人回答說：“那個外國人可能有槍，弄得不好，我們要倒霉的。”我向區長建議：必須立即停止敲鑼、放銃，不妨讓這兩個飛行員喊話，叫他出來，大家認為這個主意不錯，這兩位飛行員也表示樂意這樣做。

于是，他們二人不斷地喊話，果然在山腳下的摒溝草叢里鉆出一個人來。這個人高興極了，踩上田埂，張開雙臂，連跑帶叫地向我們方向奔來。這時在場的群眾爆發出歡呼聲，經歷了驚險厄運的戰友，平安相逢，分外高興。這個被喊話叫出來的是報務員，名字記不起來了（應為保羅·倫納德———編者注）。我們稍待逗留后，繼續上路，后面跟隨著一長列的歡送群眾，直至我們折向去尚志嶺的崎嶇山徑時，群眾才漸漸離去。

越過尚志嶺，來到白灘溪，我們在涼亭里歇腳。村民聞訊奔來告訴了一個好消息：杜利特爾和另一個飛行員（應為理查德·科爾——編者注）降落在白灘溪，已被當地的浙西行署青年營營救送到天日山去了。我把這個喜訊轉告給3位飛行員，他們高興得互相擁抱。從這里到天目山麓尚有10華里行程，路呈現上坡之勢，可是大家的步伐反而變得輕快起來。勞昂埃特雖腿受傷，也走得一樣的輕快。

下午5時許，我們護送至目的地。其時，行署已派專人在鮑莊村前迎候。區長吩咐俞根生及3名鄉丁返回，我們徑達浙西行署“天然居”，行署主任賀揚靈和杜利特爾等已在官邸平臺上迎接，見面握手、擁抱，喜悅和興奮之情自不待言，我們也為他們的平安相聚而感到無比欣慰。杜利特爾中校雙目炯炯，談笑自如，身材不算高，卻是相當壯實。他聽到勞昂埃特等人的介紹后，就主動過來與我緊緊握手道謝，一時我竟激動得無言以對。

依依惜別

當晚，賀揚靈在“天然居”設宴，為5名美國飛行員壓驚洗塵。李區長和我也被邀請入席。賓主頻頻舉杯，為中美并肩戰斗的誠摯友誼而互致祝賀。席間，他們各自介紹了跳傘后的遭遇及營救經過，我再一次受到大家的贊譽。宴會后，我和行署的翻譯陪美國飛行員一起宿在天目旅館。就寢前，行署派了醫護人員前來詢問他們的身體情況，并對勞昂埃特的腿傷作了護理。

20日晨，李區長有事要回去，我認為這里已有比我水平高的翻譯，故表示也要一同回家，唯因飛行員熱情挽留，堅持不讓。區長見此即對我說：“你在天目山讀過書，這里的情況很熟，你就留下再陪他們玩吧。”于是，我以導游身份陪他們愉快地度過兩天。

我是個在職教員，最終還是不得不告辭了。臨別時，杜利特爾中校及4名飛行員都在我的筆記本上簽了各自的姓名和通訊地址。勞昂埃特和帕脫爾·亨利向我贈送了紀念品，前者送的是玻璃太陽鏡，后者送的是鑄有飛行員姓名和機隊編號的鉑合金腕章。

（文章選自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輯的《親歷者說———中國抗戰編年紀事》，文章刊用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