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學術界“章門弟子”的迅速崛起，尤為引人注目，以致后來有學者回憶：民國初年北京的文史界泰斗多出于太炎先生之門；許多教授開口便說“吾師太炎先生”。在過去的二十世紀，“章門弟子”可謂群星璀璨，名家輩出，已成為我國文史學界一道最為亮麗的文化景觀。侯外廬先生說：“五四以來，新人與舊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時出現在章氏門下。”章門能出那么多杰出人物，這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見的，這與他的“立身”家風不無關系。

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最重視“立身”教育。正如章念馳先生所言，“（祖父）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義”“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在《章太炎遺囑》中，他告誡子女：“若異族入主，務須潔身”，對所獲勛章，“縱使國失主權，不可遺棄”，“凡人總以立身為貴，學問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貴而驕矜，因貧困而屈節”，等等。這些雖然是老先生對子女所言，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未嘗不是對“章門弟子”的總體要求。

有論者說：“作為群體，章門弟子表現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責任感，勇于與時偕進，把握時代潮流，努力為國家與社會的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這確為事實。每當中華民族發展到大關口時，“章門弟子”所表現出的那種“事不避難、勇于擔當、奮勇向前”的凜然正氣（我們也可以說是“血性”），令人敬佩。

我的祖父湯炳正先生說，自己不僅“在小學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給我以巨大的影響。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時，太炎先生就曾發電報支持”。立雪章門之前，“我對時事是漠不關心的”。他又說：九一八爆發時，我在北京，“那時的學生愛國運動，雖然蓬蓬勃勃地發展著，而我呢？始終沒有參加到他們的行列中去，一直是忙于跑北京圖書館，忙于收集材料寫什么《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楊子云年譜》等等”。而入章門之后，祖父就逐漸對時事有所關心。他與許多章門弟子一樣，“有章太炎先生的傳統，不肯冷眼旁觀時勢，國家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始終橫于胸中”。

由于重視“立身”的教育，章門才能涌現出那么多既有社會責任感又富有成就的學者。當然，太炎先生指導學生治學，主張獨立思考，反對人云亦云，強調實事求是，反對望氣而知。這同樣是老先生在育才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不容忽視之因素。而這種既有開拓精神又抱嚴謹態度的優良學風，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湯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