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求所有科技成果都要“轉化”、把能否“轉化”當作評判研發活動的唯一標準，不僅不切合實際，也容易抹殺科學研究的多元價值，甚至會把我國的科技事業引入功利主義的歧途

近兩年來，“科技成果轉化”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詞，關于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批評之聲也不絕于耳。

本來，科學（science）和技術（technology）并非一回事，兩者有聯系也有區別。科學關注的是事物的本質、原理、規律，科學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揭示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奧秘，改變、拓展人類對自然界及人類自身的認識；技術則主要是指建立在科學發現基礎上的新方法、新發明，技術開發的主要目的是研制出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新品種、新產品等，以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難題。由此可見，不應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更不宜把兩者的價值都簡單地定義為“應用”；強調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主要是指“技術成果”，而非“科學成果”。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科學研究實際用處不大，那我們干嗎還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做？

中國有句古話：無用之用乃為大用。科學研究成果雖然短期內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產生經濟效益，但其作用和價值一點不比技術開發小。一方面，科學研究所產出的新知識、新原理、新定律，是技術創新的源頭和根基。特別是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今的所有重大技術創新、發明創造，都是依賴于科學研究創造的重大發現。如果沒有電磁理論，就沒有今天的電和無線通信；沒有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就沒有今天的載人航天；沒有巴斯德發現微生物，就不會有今天的疫苗；沒有孟德爾發現遺傳因子，就不會有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對一個國家的科技事業來說，科學研究相當于打地基，如果沒有厚實的地基，就很難蓋起堅固的高樓大廈。

另一方面，科學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發現，不僅極大推動了技術的巨大進步，也對改變人類的認識和哲學、文學、藝術的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說顛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錯誤認識，達爾文的進化論推翻了“神創論”；細胞學說的建立不僅推動了生物學的發展，也為唯物辯證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與此同時，科學研究還孕育了追求真理、不畏艱險、獨立思考、理性質疑的科學精神。而是否具備科學精神，不僅事關科學自身的發展，還關乎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試想，如果我國的大多數公民具備求真、理性、獨立思考的科學精神，張悟本、李一、王林等“大師”鬧劇和轉基因口水戰等就很難發生。

退一萬步講，即使那些幾十年之后仍難以“轉化”的科學研究成果，也并非“百無一用”。就說陳景潤先生證明的“1+1”陳氏定理吧，他所證明的“任何一個足夠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成一個素數和一個半素數的和”，把“1+2”的哥德巴赫猜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可能時至今日許多人還很難理解“1+1”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誰又能因此而否認陳先生在世界數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和在我國所激發的巨大正能量？

由于歷史和體制機制等原因，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還比較低。在這種大背景下，強調“轉化”無可厚非。但需要澄清的是，科學和技術并不是一回事，“轉化”并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價值，也不是所有的科學成果都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如果要求所有科技成果都要“轉化”、把能否“轉化”當作評判研發活動的唯一標準，不僅不切合實際，也容易抹殺科學研究的多元價值，甚至會把我國的科技事業引入功利主義的歧途，催生種種短視行為。這就好比讀書，強調“學以致用”沒有錯，但如果一味強調“學以致用”，把“有用”當作讀書的唯一追求，那就大錯特錯、貽害無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