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年的校園生活，與城市息息相關。有一年國慶夜晚，我們相約去外灘觀光，回程根本沒有公交車可坐，于是步行回校，在路上高談闊論；學校后門是一座大公園，我們經常去那里看書，討論哲學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我們去城郊結合部調查農民工問題，去城市另一端請著名學者來開講座；我們騎車去做家教、做兼職解決生計問題……總之，我們一邊學習，一邊慢慢融入這座城市，等到畢業，已經離不開它。

畢業后有一年校慶，學校開出不少高質量的學術講座，我原本打算去聽聽，但這些講座都放在遙遠的新校區，只好作罷。

現在新校區的學生進一趟城不容易，已不復當年我們跨出校門就是城里。他們的活動大大受限，城里獨有的公共設施如影劇院、圖書館、畫廊，等等，他們享用不便，近距離觀察和參與城市社會生活的機會更少。

他們幾乎沒有多少勤工儉學的機會——當今很多富豪，不就是從勤工儉學開始創業的么？有個親戚的孩子在上海讀書，她的學校居然離城區數十公里——上海那么多外資公司，本可提供重要的實習機會，而跟她有多大關系，我想象不出。

大學遷往郊區，對政府來說，固然有很多迫不得已的理由，比如大規模擴招使舊校區人滿為患，往外擴展成本高昂，不得不外遷；學校負債累累，往郊區遷移，正好利用級差地租還債；大學遷往郊區，會在新的地方形成新城，地價上漲，地方政府可以獲得一大筆土地收益。

但是，大學遷往郊區之后造成的損失，卻不能不細加盤點。上面談到的損失還只是言及表面。大學遷往郊區，本身有使自己成為文化孤島的危險，由于與市民社會嚴重脫節，其文化生產必定能力大大萎縮。

在新校區，師生關系已不復老校區時代密切。很多老師家在主城區，特別是年紀較大的教授，除了上課或開會，很少到新校區去，這與老校區時代隨時登門拜訪，由此結成密切師生關系很不一樣。師生關系對學生的培養不僅是言傳，更重要的是身教，如果連人影都看不到，身教又在哪里？所以對不少大學生來說，大學生活不過是延續的高四、高五、高六或高七而已。

在一個人知識與德性成長的重要階段，互聯網的作用不能高估。重要討論，必須面對面進行，否則不僅溝通效率低，而且相互啟發的成效也不高。只有在面對面時，人對情感的把握才能豐富起來，才能對意義表達作出全面評估。伴隨網絡成長的一代，有的人在網上生龍活虎、左右逢源，一旦面對面與人交流，就呆若木雞，手足無措。這與新校區的封閉環境不無關系。

在每一所大學的校史上，都有著名人物在校園內的活動軌跡，這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激勵一代又一代學子的無形資產。學校一旦遷往新校區，這些軌跡便不復存在，成為與己無關的傳說。在一張白紙上重新書寫傳奇，談何容易？

新校區的大學畢業生成倍增長，這對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質是好事，但校園搬遷所帶來的人才培養上的弊端，卻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這是值得憂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