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十三五”的中心任務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而推動供給側改革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這個中心任務。可以說，宏觀經濟的質量和效益源于中觀產業，中觀產業又源于微觀的市場主體即企業。所以，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質量好壞直接會給經濟帶來影響。

那么，在北京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的大背景下，我們如何來判斷哪些是高精尖的企業？哪些企業經濟貢獻非常大？哪些對外投資輻射特別強、專利技術多、人均納稅高，而且獲得過國際資本和國內優質資源投資，單位能耗特別小呢？對此，北京市政協委員、龍信數據首席數據科學家屈慶超給出了答案。

屈慶超指出，當下運用大數據對企業信息進行監測不僅能為政府提供宏觀經濟數據，同時在中觀上也能反映一個產業的發展動態，在微觀上也能反映企業的相關信息，有助于精準助力供給側改革，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

當下，政策的紅利激發了市場的活力，從2014年到2015年，我國新增市場主體超過400萬，相當于每分鐘新增8家企業。這樣龐大的微觀群體集中的數據將能反應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政府部門各管一段，數據不透明，這就對他們識別哪些是高精尖企業，哪些是技術尖端企業等帶來壁壘。

屈慶超對記者表示，“一個企業的發展其實是多維的，我們通過建立模型，測算出北京有將近3萬家高精尖企業，這些企業無論在經濟總量、研發投入、專利授權量和納稅方面都占到了北京市總量的50%以上。后來我們又詳細地進行了劃分，發現海淀區和朝陽區就占了50%以上的高精尖企業，其中海淀區占比最高。由此，能夠得出結論，未來在高精尖產業構建中，海淀區會有很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就是大數據的作用。”

大數據的價值就在于它的應用。屈慶超又舉例說，北京有1.6萬家企業獲得了風險投資，只占北京企業總數的1%，但他們的品牌商標數量卻占了北京企業品牌商標總數的8%；這1%的企業同時占了北京總體企業專利數總量的11%；產品著作權占了北京市企業總量的12%。我們現在為什么需要大數據？原因就在于過去的統計方法在社會的變革中很難適應當前的需要了，我們的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需要更加精準、更加科學的數據，需要大數據和大數據思維，來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便精準助力供給側改革。

可以說，下一輪的信息革命將是內容的互聯、數據的互聯。相應地，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未來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與管理的手段都將會繼續優化和改進。屈慶超認為，未來的數據將不僅僅是政府部門的數據，還需和社會、互聯網、大數據企業共建數據，使所研究的區域更有系統性。

因此，屈慶超建議，政府部門應協同大數據企業一起，把數據共建、共享起來，建立北京市的企業大數據融合中心，服務首都經濟的精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