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的詩意在馮唐這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蛻變？這僅僅只是馮唐個人的錯嗎？還是，有什么社會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們已經將那個泰戈爾式的詩意的存在遠遠地拋棄？

《飛鳥集》的“神翻譯”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有說“最佳”的，也有堅決要求“下架”的。這都似乎有些極端。

事實上，這與其說是一個需要在翻譯學意義上加以辨析的問題，不如說它折射了某種時代癥候。

對比鄭振鐸與馮唐的譯文，對比他們對待詩人泰戈爾的態度，不僅可以看出譯者與作者之間關系的極大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可以看出漢語語言生態內在蛻變與頹敗的端倪——雖然只是端倪。

無論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還是“有了綠草/大地變得很騷”……要說這些文字是對泰戈爾詩歌的翻譯，恐怕有點牛頭不對馬嘴。沒有任何一個有基本英語水平的人，會認為“mask”與“褲襠”有什么對應關系，而“hospitable”居然會是“騷”的同義詞。聰明如馮唐，大概更不至于有這種“筆誤”。

我們要問的是，為什么泰戈爾清新、雋永而“純情”的詩句，在鄭振鐸那里，還是“世界上的一隊小小的漂泊者呀/請留下了你們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而在馮譯中就變成了“現世里孤孤單單的小混混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們的痕跡吧”。為什么馮譯中充滿調侃意味的“白日將盡/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媽/我會給你新生噠”，在鄭振鐸那里卻是“也與逝去的日子接吻/輕輕地在他耳旁說道：我是死，是你的母親。/我就要給你新的生命”？而細心的讀者甚至會看到更微妙的不同，“Dream is a wife who must talk/Sleep is a husband who silently suffers”, 鄭譯為：“夢是一個一定要談話的妻子/睡眠是一個默默忍受的丈夫”；馮譯則為：“夢幻是一個不得不嘮叨的老婆/睡眠是一個默默忍受著的老公”。

如果說，老婆、老公是更日常、更接近網絡表達的市井語言的話，那么，比較而言，妻子和丈夫則是更書面、更文人化、因而更力求雅馴的表達。談話與嘮叨，前者是中性的乃至是包含著某種對話愿望的，后者則毫無疑問傳達的是某種厭倦，或者說得哲學一點，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煩（Sorge）”。至于夢變成了夢幻，這個“幻”字的失落與虛無感，也是顯而易見的。

至少，我們不能期望甚或強求，一個在內心已然消解了夢想的人，不去把夢僅僅理解為夢幻。至少，小混混這個詞，是對我們身邊多數人乃至我們自己生存狀況的更準確描述，而不是那多少富于詩意的另一個詞：漂泊者。漂泊者，是這個世界的旁觀者，卻也是清醒的批判者，而孤孤單單的小混混和志得意滿的大混混，則只能是與世推移的隨大溜者或食利者。

至于褲襠和騷，這兩個詞其實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我們不是甚至已經毫無忌諱地直接點出男性生殖器，來稱呼某個弱勢群體為“×絲”嗎？看過《十日談》或《金瓶梅》，甚至“更高級別”性愛文學與電影的人，又有什么必要為這兩個詞所可能引起的少兒不宜而驚異呢。我們需要真正引起注意的依然還是，為什么鄭振鐸會忠實地翻譯泰戈爾？為什么在西諦先生那里，泰戈爾依然還可以保留他的優雅、深邃乃至高貴，而在馮唐這里，這一切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蛻變？這僅僅只是馮唐個人的錯嗎？還是，有什么社會的和文化的原因，使我們已經將那個泰戈爾式的詩意的存在遠遠地拋棄？我們已經看不到母愛與童心，不再祈求擁有對于未來的夢想與期冀？在我們的眼中只剩下了可憐的“褲襠”、“騷”、“小混混”、“嘮叨”與“煩”甚至“夢幻”嗎？

馮唐的翻譯，難道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暴露了他自己精神世界的幽微秘密，而且暴露了我們精神文化中不容回避的嚴峻現實？

如果真是如此，我們或許倒要感謝馮唐的“坦誠”與商業化的“聰明”，因為他說出了——也許是下意識地說出了——我們本不知道該怎么說出的真實。

喬治·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一書中曾經用數百頁的文字證明一個重要的結論：語言的濫用與頹敗，事實上乃是某種文明與文化頹敗的表征。但愿我們不要認為他是危言聳聽。（張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