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初開始，現代中國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的影響。作為現代化的后來者，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如何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關心的問題。

吳國盛

早在20世紀初葉，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就認為，西方強盛的法寶是兩個，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民主。于是，問題就在于，為什么傳統中國沒有這兩個東西。我研究科學史學和科學哲學，傳統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很愿意談談為什么科學沒有出現在我國，而在西方出現。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應該提一下李約瑟問題。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16世紀之前，我國的科學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落后。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我國近代科學落后了。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我認為，李約瑟在這里混淆了科學與技術。當然，從今天的眼光看，科學與技術相互關聯，彼此很難區分。但是，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科學與技術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只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科學與技術才密切相關。因此，說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落后，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古代有技術，但沒有科學。中國古代的技術是很發達的，但沒有科學傳統。所以，我認為，如果問中國古代技術很發達，為何近代技術落后了，這是一個好問題。但如果問，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為何近代科學落后了，這是一個假問題。

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 CFP

廣東省博物館展出的晚清時期的航海羅盤，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指南針（羅盤）為世界航海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CFP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科學傳統。有人從社會模式，有人從自然環境，有人甚至從漢語語言角度，試圖解答這個問題。我今天的角度是，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通過分析中國西方文化傳統的不同，來解答為何中國古代缺乏科學傳統，而科學獨獨首先出現在古代希臘。

不同的人文，不同的文化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飲食、服飾、建筑等，就其無形的方面講，有語言、社會制度、觀念、信仰，林林總總。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分辨出一個人屬于哪種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這些表現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質的是關于“人性”的認同。不同的人性認同與人性規定，決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為了理解文化傳統的不同，我們最終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預設的不同人性理想。

為什么人性認同和人性規定會成為文化的根本標志呢？其根本的哲學原因在于，人是一種“有待”規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對人性的“規定”，“人性”是從文化而來的，而非生物學上遺傳得來的。

說人是一種有待規定的存在者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個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個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與其他生物不同，人并無固定的本質、本能，其后天教養在人性養成過程中占有絕對的優勢。從生物學角度看，人的這種后天養成與人的普遍早產有關。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大腦的快速發育與人類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沖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類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寬，而人類進化使得大腦越來越大。哺乳動物的孕育期與大腦量有一個線性相關關系。按照人類的腦量，這個孕育期應該是21個月，但是，孕育了21個月的人類胎兒腦量將達到675毫升，是成人腦量的一半。達到成體腦量的一半，是哺乳動物胎兒娩出時合適的腦量。然而，孕育了21個月的人類胎兒太大了，人類的母親無法產出這樣大的胎兒。人類女性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寬度只能容納300毫升腦量的胎兒娩出，因此，進化無情地宣判，人類必須早產。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早產，使得人類的嬰兒有漫長的后天學習時間。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類必須通過后天的努力，自己創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習得的，特別是，通過文化被構成的。作為先天缺失者，人類可以有多樣的發展可能性，因此，對人來說，先天缺失不是缺點，而是優點。

作為有死者，人需要為自己的生提供意義辯護。人生在世，終有一死。但是，只有人這個物種是在活著的時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這種對死的先驗的知，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哲學難題：既然早晚必死，為何當初有生？生命意義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類何以能夠如此堅定執著地活著，哪怕吃盡苦頭、受盡屈辱？這一方面固然有動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個人生下來就生活在一種文化之中，在這種文化之中，習得了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生的意義”或者“有意義的人生”。這個“人生的意義”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題的方式出現的，而是滲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實踐之中被領悟到。人們通常也不會反省人生的意義，只有在一生中某些關鍵的時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別困難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反省。正是這個“人生的意義”，讓人們盡管吃盡千辛萬苦，仍然能夠堅強、樂觀地活著。

在漢語里，當我們講到“人文”兩個字的時候，其實是表達了兩個東西，一個是“人”，一個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紋”，是一個動詞，表示畫道道、留下痕跡，基本意思是“紋飾”，以后發展成了達成理想人性所采納的教化、培養、塑造方式。所謂“文化”，指的就是這種訓練理想人性的過程。

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它們各自有很不一樣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標志著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可以體會到這種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最好的辦法是看看它們各自有什么樣的人性理想、什么樣的教化方式，一句話，有什么樣的人文。

“仁—禮”是主流的“人—文”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農耕文明。在這片相對封閉但又適合農耕的土地上，中國先人發展出了成熟而又穩定的農耕文明。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獨特的。誠然，人類進化的一般歷史都是從舊石器時代走進新石器時代，而新石器時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定居和糧食生產，也就是所謂農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進入農耕文明的時間和程度是不一樣的。中華農耕文明特別典型、特別成熟，以至于壓抑了其他文明類型的發育。比如，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但中國沒有發達的海洋文化，這是農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結果。比如，中國的萬里長城，表達的是典型農耕社會的防御思想。比如中國傳統社會人分四等，“士農工商”，手工業者和商人地位低于農人，也表達了農耕主導的思想。

農耕文明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安于一地、少有遷徙，安土重遷，定居、安居意識很強。那些離開家鄉在外面工作的人被認為是很不幸的。人們與土地高度綁定在一起。中國人常說，“父母在，不遠游”，“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離鄉不離土”。中國人特有的“籍貫”概念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如果像美國人那樣頻繁遷徙，籍貫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美國的護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沒有“籍貫”這樣的項目。

對于有籍貫概念的人群來說，地緣即是血緣：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彎抹角的差不多都是親戚，都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系。因此，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國人在與熟人打交道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但不知道如何與生人打交道。對待生人只有兩個辦法，要么把生人變成熟人，所謂“一回生、二回熟”，要么生人變不成熟人的話，就只有持敵對態度，人們常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熟人文化延續到今天。

人們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這個秩序，人們分配各式各樣的資源、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關系。這種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對于農耕文明而言，地緣人群實際上就是血緣人群，因此，農耕社會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緣關系為主要依據的文化秩序，即血緣秩序。

血緣秩序成為其他一切社會秩序的基礎和范本，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都被看成是某種準血緣關系。比如把皇帝與下屬的關系，政府官員與老百姓的關系，甚至教師與學生的關系都看成是父子關系。中國有句常用語，叫作“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梢钥闯?，在中國文化里，政府官員和教師是最重要的兩類人。事實上，這兩類人是相通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的政府官員都是優秀的知識分子來擔任的。

傳統上，中國人認為有五樣東西最需要敬重，它們分別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師。在這五樣東西中，父母雖然排名第四，但卻是最容易被領悟的。天人關系、人地關系、君臣關系、師生關系都最終要通過“親子”關系來理解。直到今天，現代中國人在與陌生人打交道的時候，往往首先會問及家鄉，以便建立某種地緣-血緣認同。一些原本互不相識的人要短暫地組成一個共同體，比如集體旅游，也會首先按照年齡排序，確立稱許，并且通常會選最年長者當領隊，以此建立一種臨時有效的秩序。這都是血緣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

血緣文化的核心是血緣感情。所謂“親”就是“近”，而所謂“近”并不是物理距離上的遠近，而是在血緣譜系中的近。比如相同父母的兒子比父親兄弟的兒子要近，父親兄弟的兒子比母親兄弟的兒子要近。最親近的是父母與子女。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把血緣親情文化的邏輯出發點定在了父母與子女之間感情上。一切血緣感情都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愛的擴展和外推。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而孝敬別人的父母，那一定是別有用心，比方圖謀人家的房產。不愛自己的孩子而去愛別人的孩子，很可能那個別人家的孩子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孩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古代中國人關于“愛”的最純粹和最基本的理解，其他一切“愛”其實都是這種愛的某種外推和變種。男女兩性之愛并不被中國文化所看重，相反，最終都通過婚姻關系而轉化為親情之愛。

“理”也不是我們中國人行為做事的最后根據。正如中國常用語所說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理是相對的，不存在一個絕對的道理。中國還有一個有些讓人費解的說法，叫做“不要得理不讓人”，意思是說，雖然“道理”是某種根據，但絕不是最后的、最高的依據，相反，在許多情況下，你就是有“道理”，也不能只照著道理來做事情。為什么呢？因為人際關系的因素往往要起更大的作用。中國人當然不是根本不講法律，也不是不講道理，但是，法律和道理都在一定的范圍內有效，超出這個范圍就無效了。比如中國有一句常用語叫“法不責眾”，意思是說，如果多數人都不遵守一個法，那么這個法就無效了。所以，法律和道理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愛之情感”反而是最終的根據，居于某種絕對的位置。

農耕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在“人性”的認同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儒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占據中國文化主體地位，他們把“愛”作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什么是“仁”？這個字很難對應一個唯一的英文單詞。我們這里把它譯成benvolence，這是強調了仁愛的方面?！墩撜Z》中說“人者仁也”，就是把“仁”作為人性的根本，因此也有人把它譯成Humaneness。什么是“仁”？簡而言之就是“愛”。古代中國人誤認為動物無情無義無愛，因此總是把人與動物相比較來突現人性，稱那些壞人為禽獸。后來認識到動物其實也有情有愛，則稱壞人是“禽獸不如”?？傊?，“人”的反義詞是“禽獸”。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仁愛”，是奠定在血緣關系之上的愛。這種愛按照血緣關系的遠近，是有區別的。越近的越愛，越遠的則越弱。“仁愛”，不是平等之愛，而是差等之愛。因為所謂血緣秩序，本來就是親疏有別的等級秩序。

建立在親子感情基礎之上的“仁”的確是人的天性。中國人喜歡講，“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隨著年歲漸長，社會活動面擴大，人所面對的人群越來越多樣化，所處的情境也越來越復雜，那種出自天性中的親子之愛的“仁愛”需要擴大其外延。中國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緣文化準則對一切非血緣的社會關系進行血緣化處理。不僅比較重要的君臣關系、長官與下屬關系、師生關系如此，一切人際關系都作血緣化處理，都納入一套差等有序的關系之中。

但是，我們經常碰到的是，在同一場合下，多種多樣類型的社會關系同時出現。如何將它們統一納入一個差等的序列之中，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文化難題。為什么說這是一個難題呢？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要求，對于某一個具體的人，你既不能親近不夠，也不能過于親近。究竟應該多近，要視當時的關系類型而定。并且，這種關系類型是可以變化的。對于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下，親疏遠近的關系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消除或減輕這種困難的唯一辦法是發展出一套培養方案、教育模式，來使人們在后天教育中習得這種理想的人性，這就是訓練“人”之“文”。儒家作為“仁者”的“人”之“文”是什么？一個字，“禮”。這個字跟“仁”一樣，無法嚴格對應一個單一的英文詞匯。我們這里勉強譯成Ritual。禮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用以規范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式，也是通達“仁”這種理想人性的意識形態。簡而言之，禮就是讓人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從而有相應恰當的行為方式。在禮節、禮儀、典禮中，每個人體會到自己在等級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認識到誰親誰疏，從而恰當地傳達“仁愛”?！墩撜Z》中講得好，“不學禮，無以立”?！皩W禮”，就是學“做人”。正是在豐富復雜的社會交往過程中，在后天學習“禮”的過程中，鞏固和豐富了“仁”的內涵。

“禮”無處不在，體現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禮文化。無論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琴棋書畫，還是天文地理、農桑耕織，都屬于禮文化的范疇。但禮并不是教條，并不只是明文規則。禮一方面服務于仁，是讓人習得仁人之心，但另一方面，禮的本質是在具體生動的生活實踐中訓練人的適度感、恰當感，因為所謂仁人之心，不過就是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處境，從而以恰當的方式待人接物，既不能過分，又不能不及。學禮就是學習恰到好處地做人。

“仁-禮”就是我國主流的“人-文”。“仁-禮”表現了農耕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的人文內涵。在仁愛的旗幟下，中國精英文化的表現形式更多的是禮學、倫理學，是實踐智慧，而不是科學，不是純粹理論的智慧。

為“自由而戰”與“保家衛國”

西方文明的源頭有兩個，希臘文明加希伯來文明，它們之間也相當不同，但與中國文明比起來，它們仍有明顯的共同點。與中國典型和成熟的農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獵、游牧、航海、商業等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其農業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來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臘人則是航海的民族，他們都沒有發展出成熟而典型的農耕文明。

希臘半島土地貧瘠，并不盛產糧食。主要產出是葡萄和橄欖，以及葡萄酒和橄欖油。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與近東地區進行貿易。愛琴海又極為適合航海，所以希臘民族是一個航海的民族。此外，希臘人是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后代，有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無論游牧、航海還是經商的民族和人群，他們與農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頻繁的遷徙而非安居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無論《圣經》還是《荷馬史詩》，都是講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經常遇到陌生人，與陌生人打交道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與中國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總的來看，是一種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組織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緣關系準則來組織。相反，血緣紐帶必然被淡化、邊緣化，一種嶄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成機制在起作用，這就是“契約”。

西方文明的契約特征在希伯來文化那里看得非常清楚，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典《圣經》被認為是上帝與人訂立的契約，具有神圣性、強制性。人類因為違約而受到懲罰?！凹s”在這里是規則，是共同承諾的規則，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義的特征，不因具體人和具體情境而輕易改變。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截然不同。中國人固然也講誠信，講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據并不是外在的規則約束，而是內心的良善。規則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實上，中國人通常比較輕視規則的神圣性，喜歡靈活機動、見機行事，過于依賴規則被認為是死腦筋、呆板。中國人并不相信什么固定不變的規則，認為變化是宇宙的基本現象，因此要把事情辦好，就得關注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而不只是遵循某種普遍的原則。這是東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導致契約精神的缺失。中國傳統社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不守規則、輕易打破規則，嘲笑死守規則，不可能建成一個法治會。

契約文化要求一種什么樣的人性理想呢？在我看來，契約文化要求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夠負起責任來，從而能夠制定有效的契約并有能力遵守契約。能夠制定并能夠遵守契約的人，必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契約文化要求每一個人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人，于是便促成了一種別樣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標志。

對現代中國人而言，“自由”是一個相當陌生的東西。它本來不是一個漢語詞匯，而是從日本流傳過來的西文翻譯詞匯。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自由被看作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個人權利。

對西方人來說就完全不是這樣。現代中國讀過書的人都能背下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詩《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也可以脫口而出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弗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但是中國人卻不大能理解這些名句名詩的內涵。自由作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充斥在西方社會和西方歷史的每一個宏大敘事中，充斥在無數的文學藝術經典中。紐約哈德遜河口由法國人民贈送的自由女神像成為美國的重要象征，希臘國歌的名字是“自由頌”，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收藏于盧浮宮的名畫是“自由引導人民”，電影《勇敢的心》從頭到尾都響徹著主人公呼喊“自由”的聲音。實際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諦，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朝鮮戰爭某種意義上是中國與西方的戰爭，一方是中國軍隊，一方是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雙方都會樹起自己意識形態的旗幟，以顯示自己的正義和合法性，以激勵士兵浴血奮戰。美國加入朝鮮戰爭的理由是什么呢？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7月19日檢閱入朝參戰的美國空軍和海軍官兵的時候說：“這個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脅，我們應該參戰，為他們爭取自由與和平?！痹谕盏娜罕娂瘯?，杜魯門接著說：“自由的人民遍布世界，自由是人類長期以來堅持不懈的追求”，以“自由受到威脅”、“要為保衛自由而戰”，來動員美國公眾支持參戰。戰后美國在首都華盛頓建立了韓戰紀念園，紀念墻上刻著這樣的字“自由不是免費的”。那么你們知道中國方面參戰的理由是什么嗎？每一個現代中國人都熟悉這句話，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氨＜倚l國”明顯訴諸的是中國人熟悉的血緣文化精神。捍衛家的安全、國的尊嚴，是參戰的最高理由。一方是“保家衛國”，一方是“為自由而戰”，可以看出鮮明的文化差異。

我已經把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的根本區別歸結為人性理想的不同，一邊是仁愛，一邊是自由?，F在，我要簡短地說明，這種文化差別如何導致了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我想你們一定已經意識到，我想說的是，正是追求自由這種人性理想，才導致了希臘科學的出現。

是的。正如為了塑造一顆“仁人之心”，古代中國人都要學“禮”，禮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禮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人文結構。為了塑造一顆自由的心靈，希臘人也同樣需要一種人文形式，這個人文形式就是科學。對希臘人而言，追求科學不只是獲得一些信息和經驗，而是借此追求永恒。永恒的東西之所以值得追求，因為它獨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終極保證。

人物簡介

1964年9月生于湖北廣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