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以為“廳官城管握手言和皆大歡喜”之后的第四天，退休廳官畢國昌自爆“被三亞城管欺負得只剩褲衩”一事再現波瀾。12日，一則名為《最新視頻鐵證！扒開畢廳長的丑陋嘴臉！》的文章在網上傳開，這篇文章用多段監控視頻證實，畢國昌當天在自行車與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如其自述的“虛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車前往市政府，并在過程中回過一趟家。（12月13日西安晚報）

即便出現所謂的新聞反轉，整個事件也并不復雜。一個退休廳官，在三亞游泳時被城管沒收了自行車和衣服，為了討一個說話，老人以策劃新聞的方式進行了維權——堅持只穿內褲徒步街頭4小時，并且將所受遭遇放在網上表達訴求。沒想到的是，老人的做法在引起了關注和重視的同時，也引來了爭議和質疑——人們覺得這是廳官大人對小城管的施壓；覺得這名廳官的維權行為是一種作秀。而這種作秀，間接損壞了城管的群體形象和人們對三亞的整體印象。

老人的做法可能與其之前的職業有關。在退休之前，老人的身份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黑龍江記者站站長。對于一名曾經的記者來說，借助媒體和輿論進行維權，顯然是一種熟稔的路徑依賴。同時，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沒有這番策劃，老人是否可以順利地討回公道還真不好說。所以，遇見事情時，一個曾經做過記者的老人首先想到輿論維權也有情可原。這是一種慣性思維，也是一種生活經驗。畢竟，這種策劃新聞的效果是明顯的，在新聞報道之后，老人迅速獲得了城管方面的誠懇道歉。

當然，新聞也存在所謂的反轉。前有小城管給廳官大人的一封信，后有視頻顯示廳官在作假。如果說，前一封信因為城管在公眾腦海中的“刻板成見”，并未完全翻盤的話；那么后面曝光的廳官弄虛作假的細節，已經影響到人們對事情的判斷。因為，人們忽然發現了兩個讓自己無法接受的事實：一是，廳官并不像描述的那樣可憐，可憐的情形源自一種策劃；二是，自己的善良和判斷被誤導了，剛剛才作出義憤填膺的表達，隨后就被打了臉。這不是拿群眾的感情不當回事嘛。于是，簡單的事情開始變得復雜，事情的焦點也在發生轉移。

如果，這位廳官沒有退休，是作為一個記者在報道該事件，那么這樣的策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因為這是一種假新聞，是對新聞報道權的濫用。但是，新聞中的廳官已經退休了，他的所作所為并沒有借助原來的媒體，只是憑借著新聞人的狡黠做了一個吸引眼球的策劃。而且，這個策劃也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他的衣服的確是被收走了，的確有一個無法討回的過程；這個策劃只是給整個事情添油加醋、添加輔料，讓其成為一個公共事件而已。對于這樣的行為該如何判斷呢？寬容一點看，在法律框架內的策劃和作秀其實是一種選擇和自由。因為，所謂的策劃和作秀本身就是一種表達。

在討論完策劃新聞是否可以之后，更重要的議題其實是，我們為何喪失了好好說話的能力。當退休廳官遇見問題時，想到的不是好好說話，而是以夸張的行為藝術的方式進行策劃；當城管感覺自己受了委屈之后，也不會好好說話，而是以標簽化的做法，放大人們對廳官以及權力的敏感，以為這樣就可以討回公道。甚至，如果廳官和城管在一開始發生糾紛時就能夠好好說話，事情根本就不會拖延下來，發酵成為一個全國人民都在關注的輿論熱點。

問題是，人們好像不會好好說話了。即便當事情的真相已經基本清楚，圍觀的人們還是會陷入選擇性關注和自說自話的輿論站隊中。這顯然不只是表達的問題，制度依賴的缺失，社會輿情的焦躁，都會讓人覺得好好說話不會有好結果。在缺少制度敬畏的時候，在心情焦慮的時候，人們想到的不是制度救濟，這個本來應該最穩定、最有效的救濟反而被看成是雞肋，人們更相信更依賴的是媒體救濟——只要“媒青天”出場，問題就會得到快速而有效地解決。這種觀點和思維不僅僅在普通人心中存在，連退休的廳官也深信不疑。（李劭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