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教育對學生的心理評估是否有了體系，對“反社會人格”是否有了主動干預的手段與途徑？別忘了教育的本質，除了升學率之外，更在于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看到他倒下時痛苦的眼神，我就不自覺地想笑。”“我從來沒把他的命放在心上。”“我的世界就我一個人。”——湖南邵東縣少年殺師案盡管已多有報道，但當媒體再次帶來少年接受專訪時脫口而出的這些話，公眾的表情仍然為之無語，為之愕然。這樣的一個少年，本身就是一把鋒利的短刀，不僅刺向了他的老師，也刺疼了所有的人。

12月4日早晨，在父母眼里“內向乖巧”的邵東少年小龍（化名），當著母親的面，殺害了班主任滕昭漢。在邵東縣城小龍父母租住陪讀的“家”中，小龍的父親失聲痛哭：“我讀書少，只讀了四年，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才叫教得好。我們對不起這個學校，這個老師……”

少年的這種暴戾之氣從何而來？在媒體的敘述與刻畫中，小龍作為一種反社會人格的形象已然毋庸置疑。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特征，比如高度攻擊性，缺乏羞慚感，不能從經歷中取得經驗教訓，行為受偶然動機驅使，社會適應不良等，都不難從小龍身上獲得印證。甚至作為此類人格形成的主要危險因素，即“拒絕型養育方式、父親低文化程度、家庭經濟收入低”，在小龍身上也都得到印證。少年這是病了，可是對于社會來說，有藥嗎？

事件發生后，邵東官方也在積極檢討應對，比如開展留守兒童心理健康輔導、學校安全隱患排查等。但行政手段的藥，能醫好反社會人格的心理病嗎？

早在2003年河南楊新海特大強奸殺人案發生后，輿論就提出，對“反社會人格”形成過程的干預和阻斷，是新的社會課題。然而十多年過去，試問教育對學生的心理評估是否有了體系，對“反社會人格”是否有了主動干預的手段與途徑？顯然很難稱“是”。而臨床表明，反社會人格障礙通常在少年后期達到高潮，對于它的干預與阻斷，教育本身其實至關重要。別忘了教育的本質，除了升學率之外，更在于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我沒有替少年開脫的意思。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反社會人格犯罪與一般犯罪一樣，均負有完全責任能力。但是我也認為，社會也應對少年殺師案反思。我注意到有媒體以“記者手記”的方式，斥責有些評論“了解得太少，評價得太早”，認為一些媒體把問題草率地扣上“教育頑癥”的巨大帽子。但誰又能否認，此類事件中真的不存在一些常見的“教育頑癥”？常見而未杜絕，才更值得反思。

一位溫和、負責、優秀的老師，毫無征兆地倒在學生的刀下，我們為之痛惜。但也應看到，一個“內向乖巧”的18歲少年，當他以這樣的方式將自己的一生斷送，也是一件讓人痛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