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全國交通安全日,全國政協委員、律師施杰在開車途中遇到交警檢查酒駕。他很欣慰地說,醉駕入刑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也拯救了無數個家庭。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只有通過法律的杠桿才能夠約束醉駕行為,這是對生命的敬畏。日前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采納了施杰關于客運車輛超員超速納入危險駕駛罪的提議,而未將貨運車輛超載超速的問題納入危險駕駛罪的范疇(12月6日《華西都市報》)。

作為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施杰提出客車超員超速入刑的建議,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酒駕入刑之后的效果看,也確實值得期待。尤其是對客運車輛超員超速的行為,可以起到剛性的震懾作用。然而,貨運車輛超載超速是否應入刑,這個問題卻值得商榷。

雖然超載超速行為,已成道路交通安全重要隱患,由此引發的交通事故占比較高,然而相比于客車超員超速而言,其危險性相對更低一些。一方面貨車拉的是貨物而不是人員,即便出現交通事故,也沒有客運車那樣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貨車超載超速具有不可忽視的外部環境,在技術上也更加可控。

眾所周知的是,設立限高點或者治超站,對貨車超載超速的行為具有約束力。公安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貨車雖然只占機動車保有量的8%,但導致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卻占28%。部分貨車為追求效益,躲避檢查,選擇夜間集中出行,超速超載等嚴重違法以及野蠻駕駛現象比較普遍。之所以如此,其間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一些貨車超載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有不得不言的苦衷。比如前些年被外界廣泛關注的“天價過路費”事件,以及接連發生的“超載司機服藥”事件,都說明了超載背后有一條利益鏈,貨車司機超載往往是種無奈的選擇。二是貨車違法行為查糾不到位,夜間道路交通管理存在明顯漏洞。若“收費月票”之類的利益尋租行為層出不窮,那么對于貨車的超速超載行為無形中是一種默認與放縱。

雖然超速超載是貨車的老問題,然而各種漏洞的存在,使得其從出廠之時其實就埋下了安全隱患。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貨車制造出廠,未上路之前,就已經注定了‘被超載’的命運。”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得貨車超載超速比較普遍,很多貨車都無法幸免,即便入刑之后也可能面臨“法不責眾”的局面,缺乏牢固的執法基礎。正如相關部門在回復施杰的建議時所指出,貨運車輛超載超速問題,與市場不規范有關系,在市場規范之前,將超速等行為納入刑法的范疇,這樣的懲罰措施過于嚴格。

治理貨運車超載超速若是只有管理的思維而無市場的手段,那么入刑就可能會成為刑罰的濫用。從國外來看,在貨車超越超速入刑上也相當謹慎,多采用技術控制和嚴格的行政處罰并舉,并取得了不錯的成效。貨車超載超速是由多種因素疊加所致,因而應當從各個環節綜合入手,既包括對生產廠家樣車設計、測試、定型的嚴格把關,又要將汽車改裝行為納入法律軌道,更要加大執法監督的效力,對貨車的違法行為及時進行糾正。當然最重要的是,應當適度降低過路過橋費收費標準,讓貨車司機的負擔降下來,才能真正做到給車輛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