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全面爆發后，陷入中國全民抗戰汪洋大海而無法自拔的日軍，一面加緊扶植建立汪偽政權，一面企圖對重慶國民政府進行政治誘降。

幾經周折，日軍特務在香港找到了“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的“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會見了“宋子良”，雙方商定在香港舉行預備會議。今井立即將此事向日軍頭目西尾壽造大將、閑院宮載仁親王和陸相畑俊六作了匯報，后來又通過日軍參謀本部將此事上奏天皇。日本軍政首腦對此十分重視，當即同意舉行會談。

會談于1940年3月開始。期間，今井等人要求重慶國民政府“停止抗日”、“共建東洋之和平”。“宋子良”等則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且不承認偽滿洲國。

今井感到“宋子良既熱情又有誠意”，但懷疑他是否真是宋子良。于是在會談時，今井安排人從門鎖洞孔拍攝了宋子良的照片。返回南京后，今井立即把“宋子良”的照片給陳公博、周佛海等許多汪偽要人傳看。周說像宋子良，但更像他弟弟宋子安。陳卻說不像。其他汪偽要人也眾說紛紜、意見分歧，最終也無法確定。盡管如此，立功心切的今井仍認為有繼續會談的必要。

到了6月份，雙方在澳門召開預備會談。此次“宋子良”又開出附加條件，要日方放棄扶植汪偽。雙方經過討價還價后商定，舉行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會談。

板垣征四郎得到報告后異常興奮，當場表示同意，還帶著今井去找汪精衛。汪精衛最初表示“不參加”，但在板垣的壓力下不得不表示“同意”。

經過漫長的等待，今井終于等來了“宋子良”的答復：對“三人會談”原則上表示同意，但堅持會議的場所要設在中方區域。今井以為成功在即，趕緊又上報首相近衛文麿。近衛文麿和板垣征四郎都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誰知“宋子良”接到這兩封信后，竟拆信閱讀，并對信中內容表示不滿，還要求近衛文麿正式否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今井和“宋子良”的會談就這樣斷斷續續地“進行”，一直持續到被東條英機勒令禁止。

到了1945年6月，曾在會談中擔任過翻譯的坂田誠盛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被關在上海日本憲兵隊的中國人中，竟有當年和日方會談的“宋子良”。今井聽到坂田的報告，趕緊邀“宋子良”來商談“日中和平條件”。“宋子良”卻告訴今井，他的真名叫曾廣，是軍統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將，在浙江省領導秘密活動時被日軍憲兵隊逮捕。幾年前他冒名宋子良和今井等人會談，是出于軍統的“謀略”。曾廣還告訴今井，日本在1945年9月必定慘敗。

不久，日本戰敗投降，曾廣恢復了自由，而今井則被拘留在南京。在今井被拘留期間，曾廣還特意從上海前往“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