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當時社會的動員能力強大、組織能力高超、規劃設計能力大手筆，而這一切又與文明的程度息息相關。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怎樣建造的？究竟是何種力量才能保障宏基偉業的完成？

石峁古城遺址局部（資料圖片）

就知道陜西神木石峁古城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取得震驚學界的重要成果。但是，真的來到現場一睹古城的雄姿和風采，收獲卻完全超出預料。高大壯觀的門樓，精心整治的城墻壘石，獨具匠心的馬面設計，殺戮祭祀的威嚴鐵血，無不令人震撼和感嘆，虔誠敬仰和懷古探秘之情油然而生。

無字天書的巨大能量

目前，石峁古城還是本無字天書。但不論將來是否發現文字，都不能撼動其作為中國古代文明交響曲中華彩樂章的重要地位。當然，要真的讀懂這座神秘莫測、驚世駭俗的城池，還需要假以時日。該城規模之宏大，設計之精妙，功能之齊全，施工之精細，是考古發現的同時期遺存所僅見者，乃至于，最初的發現者甚至擔心該城年代推定的正確性。這個偉大發現和鼓舞人心的重要成果同樣使許多觀摩學習和參觀覽勝者錯愕，不是因為它來得突然讓人措手不及，也不是由于人們對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缺乏心理準備而應接不暇。關鍵的問題是：它出現在名不見經傳的陜北地區，就必然啟發人們思考；而且，比以往考古發現的同期古城更具可視性，極容易引發人們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道路與特色產生進一步的聯想。

石峁古城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當時社會的動員能力強大、組織能力高超、規劃設計能力大手筆，而這一切又與文明的程度息息相關。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怎樣建造的？究竟是何種力量才能保障宏基偉業的完成？這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早期中國社會組織的構架。

那個時候，社會的基本細胞是家族組織，以家族聯盟為基礎的有特色、多層次的聯盟制度將數以萬計的家族組織起來。家族聯盟構筑村落，屬于基層聯盟；基層聯盟組成古老小國，屬于中小型聯盟；古國聯盟構成考古學文化的人們共同體，或稱國家大聯盟；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聯合結盟組成超大型聯盟集團。早期中國的考古學文化實際上是古國聯盟的文化。

先秦文獻提到的黃帝、炎帝、蚩尤、共工，以及夏、商、周王朝都屬于超大型聯盟集團。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聯合結盟的策略被發揮到極致，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家分晉”“合縱連橫”，膾炙人口的赤壁之戰，都說明聯合結盟是中國智慧的重要內容、是政治藝術的精髓所在、是文化底蘊的自然結晶。在世界風云變幻莫測的時代，深度考察和總結中國古代聯合結盟的實例與經驗，顯然是考古界特殊的貢獻。

聯盟集團的杰出造化

先秦文獻表明，當時的結盟制度存有多種不同類型，存在規模與層級的區別。商湯滅夏、武王伐紂都舉行過大型盟會，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632—505年間，晉國主持八國以上的多國盟有17次，約六七年一次。不僅諸侯國之間的多國盟，某諸侯國內盟誓的次數也都詳細地記錄于《左傳》。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馬、河南溫縣等地發掘出當時的盟誓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盟書及相關遺存。研究表明，早期中國的盟誓遺存連綿不絕，特征鮮明，而且分布廣泛。石峁古城的壯觀場景足證當時聯盟制度必定存在，否則，如此宏偉的城池怎能橫空出世！

考古工作者曾就龍山時期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做過實驗考古研究，可以推算建造該城耗時用工的總量。石峁古城的規模以及建設的復雜程度都遠遠超過王城崗，而且其整體的布局、虔誠的儀式都表現出莊嚴肅穆的古禮，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感召力。石峁古城可能正處于聯盟體系的金字塔頂端，因此，才能釋放出如此超乎想象的巨大能量。若然，石峁古城極有可能是聯盟集團高層的駐地或總部，而非某一古國之都城。

發掘資料顯示出這里的玉器來源具有多樣性，不同考古學文化因素的參與性與以往的發現大相徑庭，無疑是以上認識的最好注腳。

古城主人的神秘身份

接下來，人們自然會思考石峁古城的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果真是黃帝或其集團的居邑嗎？

第一，簡單地講，如果這種推測成立，中國古史的年代體系就得重新編排了。因為沒有史料和通史教材說黃帝活動的年代如此貼近夏代。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可夏代始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石峁古城早期的碳十四測年約為公元前2300年前后。所以，該城年代只與五帝晚期接近，而與黃帝無涉。

第二，倘若堅信《史記》正確，那么，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足跡與石峁古城遺存分布傾向差距明顯，有的甚至南轅北轍，又怎能自圓其說呢？

第三，“堯都陶寺”說，這是石峁古城黃帝居邑說難以逾越的障礙。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是唐堯之都的認識提出后，有些研究曾質疑這種提法過于籠統，文字方面的證據顯得薄弱。因為陶寺遺址有三個時期的遺存，至少存在兩種以上性質完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唐堯的地望史無爭議，究竟哪種遺存與帝堯有關是研究的核心與關注的焦點。該遺址的考古報告雖尚未刊出，但早年發表的資料顯示出大致的線索。其中，該遺址大型墓葬為代表的陶寺早期遺存最為重要，文化特征也最為鮮明。那就是釜形斝（音“甲”，古代的酒器。——編者注）確系該文化領軍的標型器，屬于廟底溝二期文化最輝煌和最晚的階段。拙文《關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90年第2期）曾指出該文化與東方的關系極其密切，頗具特色的釜形斝即受東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鬶（音“規”，古代陶制炊事器具。——編者注）的影響而產生。這種推測與堯來自東方、后封于唐地的記載吻合。再者，《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帝堯的父親是“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至高辛即帝位”，《集解》也說“都亳，今河南偃師是”。無獨有偶，那里正發現有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存在，其釜形斝的形態恰恰具有早于陶寺早期的特征。若依廟底溝二期文化公元前2870年的碳十四測年推算，陶寺早期當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堯都陶寺，當然不是此類遺存。陶寺中期遺存與石峁早期文化性質相同，年代大體相當，都以雙鋬（音“盼”，器物側邊供手提拿的部分。——編者注）耳袋足鬲（音“力”，古代炊具。——編者注）為主要特征，且形態基本相同。黃帝若安營扎寨于石峁古城早期，其年代將晚于陶寺早期代表的帝堯，這種世系顛倒的情況顯然與文獻記載相悖，與歷史事實相抵牾，不可能為學術界接受。所以，黃帝或其集團與考古學文化的對應年代應該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

再說說石峁古城的陶鬲。石峁古城早期遺存和陶寺中期均以雙鋬耳袋足陶鬲為文化的排頭兵，是土生土長的分布于黃土高原及其山前地帶的土著遺存，非帝堯、更非黃帝之遺存，其源流與走向《晉中地區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譜系》（許偉，《文物》1989年第4期）曾有詳論，這類遺存與先商文化淵源極深，但始終堅守自身傳統。陶寺中期只是其南面的支系。石峁古城才是其中心的都會。

黃土高原的文明星斗

過去，這類陶鬲的遺存在河北太行山東麓，河南的北部，山西的許多地區，陜北和內蒙古中南部等地多有發現，資料發表的也相對充分。其年代分期，發展序列和譜系關系逐步清晰。在山西晉中地區更有其從龍山、夏代、早商直到殷墟時期連綿不斷、自成體系、長期發展的翔實證據。今天，當高度發達的石峁古城重見天日，人們自然有條件將這類文化遺存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思考，并能夠從文化的整體性方面揭示其所代表的文化大系不僅僅具有獨立分布的廣袤空間，而且擁有超強族群集團的實力，足以與山東地區以陶鬶代表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大系相媲美，相呼應，是早期中國龍山時期西部文化的中流砥柱。

值得重視的是，在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進程中，陶鬲大系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貢獻彪炳史冊。例如，有戎氏、有鬲氏都與這個超強集團具有文化上的親緣關系，甚至就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史記·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早期遺存的陶鬲支持此說。《史記·殷本紀》說簡狄，“有戎之女”，吞卵生商。也正與晉中地區陶鬲發展線索基本吻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見，雙鋬耳袋足陶鬲的文化大系擁有石峁古城這等規模的城池，完全是歷史的必然。只不過，由于滄海桑田的變化，曾經輝煌一時的宏基偉業早已被歷史塵封，鮮為當代的人們所知罷了。

石峁古城的雄偉壯觀映射出其文明的輝煌與高度。陜北和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并非傳統意義的文明中心。當人們佇立在石峁古城之上，環顧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觀，自然會感悟蘇秉琦先生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的魅力。此時，星星之火已然匯成眾多熊熊燃燒的火炬，照亮早期中國的廣袤大地。石峁古城的進一步發掘，必將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重大課題的研究注入新鮮血液，值得期待！

（卜工，作者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