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5歲高齡的濟南秦老太最近被一紙證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想讓兒子繼承房產，但公證處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證明。他們上世紀逃荒到馬來西亞，上世紀60年代已在國外去世，如今我們去哪里開這份證明呢？”（《濟南時報》11月29日）

許多網友將這份“公婆死亡證明”視為“奇葩證明”，并將批評矛頭指向公證處。當然應該承認，目前我國的公證機構確實存在許多飽受詬病的問題，如存在嚴重的壟斷化行政化傾向、收費標準畸高，等等。但具體到此事，又不得不強調，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問題，并不能只簡單地埋怨公證機構，其相關證明要求事實上有著法律和法理邏輯上的依據與合理性。依據我國《繼承法》，遺產法定繼承的第一順序人是“配偶、子女、父母”，這意味著，秦老太老伴的遺產，其父母（也即秦老太的公婆）也是擁有平等的繼承權的，只有充分證明“公婆已死亡”且同一順序的其他繼承人放棄繼承，其老伴的遺產才可能完全由其兒子繼承。

誠然，按一般生活經驗，秦老太已是75歲高齡，其公婆很可能確實早已死亡，但從法律程序和法理角度來講，要想充分證明這一點，顯然又不能單憑生活經驗猜度，還需提供相應證明。比如，《公證法》就規定：“申請辦理公證的當事人應當向公證機構……提供真實、合法、充分的證明材料……”否則一旦公證事項與事實不符，公證機構就要依法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一方面，是依法確實應當出具“公婆死亡證明”；另一面，又是開具這一證明確實存在很大的現實難度。如何才能有效化解、避免類似的公證證明困局（當然這起個案自有其特殊性）呢？除了法律人士指出的“走訴訟途徑”之外， 從事前預防的角度來看，如果被繼承人生前便立下遺囑，便可以通過“遺囑繼承”的方式來處置身后遺產。不過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囿于“忌諱”、“不吉利”等觀念，大多數國人事實上都沒有“生前立遺囑”的意識和習慣。此前有媒體調查發現，“立遺囑人數不到1%”，而據日前央視“你立遺囑了嗎”的專題報道透露，“在我國民事財產糾紛官司中，73%都是因為沒有立遺囑而導致的糾紛”。

上述“公婆死亡證明”事件，在很大程度實際上是對目前大多數國人都“不立遺囑”現實的一個提醒。如果未雨綢繆地提前立遺囑，不僅有利于避免身后產生各種遺產矛盾糾紛，也能從源頭上避免“法定繼承”所必然面臨的各種繁瑣證明手續；而從財產權角度來說，“生前立遺囑”也有利于更充分地維護和體現個人財產的自由處置權，避免“逝者尸骨未寒便爆發遺產爭奪戰”之類的悲劇。